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

admin2010-08-17  56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对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本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简报将部分案例，隐去名字和单位名称，将其主要事实与处理决定予以公布。国家自然基金委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如果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简报看作是一份“道德账单”，此张“道德账单”就显现出三大特点，让人颇多玩味。首先是越往学术金字塔的高端走，学术造假的风气似乎越盛，20个反面案例，高校赫然占据15个之多；“道德账单”的另一大“亮点”是新人比老人造假胆子更大，更勇于采取哪怕旁人看上去很低劣的造假手段；而第三大特色，就是学术造假已经从散兵游勇的个人行为，演变成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体共谋。
   材料二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统计，全国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发生过剽窃事件。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高校达1700多所，这就意味着全国已发生数千起剽窃事件，也就是说，学术舞弊已成为全国性公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说，他每年在评审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都很惊讶，一些博士生短短三年内，竟然有几十篇的论文被SCI(指《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简直是一个“PaperMachine”(论文机器)。
   而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进一步指出，据他们对全国180个博士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60%都有花钱发论文的情况，还有60%的论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勾兑”情况。
   黄尚廉委员分析，目前在国内每年要召开很多所谓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介绍中往往会注明，会议期间收录的论文都会被SCI机构收录，但学术界人士都知道，会议组织者早已重金买通了SCI机构，而国内很多博士为了让论文被收录，也愿意花上几千元去参加这些会议。“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中科院院士张泽说。
   “对于论文数量的过度追求，让人感觉好像又到了一个‘科技大跃进’的时期。”一位青年科学家说得更加尖锐。
   材料三
   近年来文科的课题费一路飙升，即便是过去被认为是“潦倒不堪”的文史哲专业学者，也一跃成为重点纳税对象。尤其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少数巨无霸高校，所得份额令一般学校望尘莫及。于是出现了一批学术翘楚和学术寡头，他们往往兼具行政和学术头衔，或者至少是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在商业化大潮下，他们被申报课题、教学、科研、游学、评奖、应酬、兼职等背后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的事务所纠缠而分身乏术，以至于找人捉刀、据为己有、编造杜撰等传统上遭人不齿的行为大行其道。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由于名校的特殊地位和维护“面子”的心理，由于高校还不习惯于成为被监督对象，总之由于没有建立问责机制，因此学界公害现象似乎难以改观。
   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校园网论坛上，2005年上半年，两则留言引起了人们注意：4月8日，一位网民留言，对上海交通大学57岁的教师晏才宏的去世表示感慨，晏才宏由于没有论文，去世前仍是讲师，网民认为在现行评价体制下，书教得再好也当不上教授。5月29日，又有网民对浙江一名大学教授3年发表80余篇论文一事进行了评论：“当你肆无忌惮连篇累牍地在垃圾杂志上疯狂‘制造’论文时，你是否想到过你正在浪费国家所给予你的巨额科研资金和巨大荣誉?你的良心何在……难道你每篇论文的7000元奖金和明星教授的风光比什么都重要吗?”
   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说：“现在论文研究成果转化率少得可怜，有的不到20%，这是一个悲哀。”有的教育界人士表示，越堆越厚的论文在社会上广受质疑，这与诸多领域创新乏力对比，形成莫大的讽刺。
   材料四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就像银行贷款一样，银行都喜欢贷给大企业，因为信任度高，坏账概率小。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还“运作”来许多权威专家给“造星”和项目打包票，不少专家自己都是被蒙蔽的，他们的鉴定结论却成了“金字招牌”，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20年前英国某高校院长来华访问曾对他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定将带来道德上的滑坡”，事实证明已不幸言中。现在一些院校要培养一批能说会道的，能活动的，能到机关里敲门的人。真正的书呆子就完蛋了，但真正创新是书呆子干出来的。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过些年泡沫破了，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林争辉教授说：“现在要办好大学，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种树、盖房都要钱。所以，学校有动力为自己的项目争经费。这个钱直接到学校的财务，学校拿多少，课题组拿多少，都有相关规定的。”因此，学校的急功近利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对项目成果的客观测评。
   材料五
   对于屡屡出现的弄虚作假申请项目的现象，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科学界学术不当行为的防范和处置基本上是由科学界、科研机构自身进行的，各个科研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不尽相同。
   朱效民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
   从制度方面讲，我国现代科技体制移植于西方，发展历史较短，制度建设仍有许多不健全、甚至扭曲的地方，比如科研领域里的官本位现象。同时，现代科技已广泛渗入到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公民生活质量等各个领域，对科技发展的资助和需求也空前庞大、多样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科研制度建设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难以适应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广阔性。
   从环境方面讲，作为后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奋力追赶状态，经常伴随着一种焦躁情绪，对科技的期望基本集中在其带来的现实收益上。
   “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科研成果拿来就得管用，须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0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选项
答案 净化学术环境靠政府文件管用吗? 教育部近日印发的《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规定：对违反学术道德者，要视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撤销项目、取消晋升资格直至解聘等处理；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评奖、晋升过程中，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 这被认为是中国官方针对学术腐败打出的一记“重拳”，舆论也普遍对这记“重拳”挥出去后的威力寄予厚望。事实上，这并不是官方第一次专门针对学术腐败问题出台文件。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一直在下力气抓这些问题，包括发布学术规范，但似乎收效有限。 整肃学术道德，净化高校中的学术环境，从根本上说，要靠学术团体的自治，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多年来，中国教育界一直在呼吁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高校的自主权同样重要。 从四川大学的“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事件”、“丘小庆论文造假事件”到新疆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张成勇、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学术腐败事件，不仅折射出高校的浮躁学风，也使长期以来“大一统”的学术评价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 按照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高校教师评职称必须有专著，而职称又与现实利益，如申请住房、工资水平捆绑在一起。论文数量也与教师的职称评定、学生毕业等因素紧密相关。四川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就直言，正是这种完全量化的评价体制，将学者“逼良为娼”。 由于高校的自主权被局限，尽管这种评价体系的缺陷已众所周知，但没有哪个学校愿意站出来打破这层坚冰。由于同样的原因，高校在遇到学术腐败事件时总是遮遮掩掩、唯唯诺诺。 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学术造假披露后，学校对其处以“极刑”。撤销教授职务 并予以解聘。但面对媒体，校方始终三缄其口，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直指“清华欠大家一个交代”。而反观著名的“黄禹锡事件”，韩国首尔大学并没有因事件被曝光就迁怒于媒体，而是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事实真相进行调查，并及时、充分公布调查结果，正面回应民众和社会。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各种奖惩措施的力量固然重要，但道德层面的事，归根结底是要靠诚信自律，怎样为这种自律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制度环境，才是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2006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等120名华人科学家联名致信中国有关部门，建议国内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设立有关科学研究诚信的必修专门课程，给学生和科学研究工作者讲授有关科学诚信的道德规范和处理学术不端的适当程序，从而为国内的学术研究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在这封信的结尾，这些学者们表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诚信是科学进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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