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

admin2022-10-08  34
问题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阅读“给定资料4～6”，请你提出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建议。
要求：要点全面，措施得当；不超过400字。
选项
答案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增加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村传统的、单一的养老模式，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村养老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 第二，建立健全农村居民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根据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不断完善标准，适时调整养老金金额，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需求。 第三，不断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加大对农村医疗的保障支出。建立补充医保报销制度，提高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扩大报销范围，切实解决农村老人的看病难问题。 第四，创新养老形式，实现多元化养老。可以通过多方主体参与，尝试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模式，实现社区互助，有效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 第五，加强和完善农村养老院建设。一方面增加投入，建设更多的养老院以满足养老需求；另一方面要创新养老院的运营模式，通过“公建民营”模式配备比较周全的服务，提高养老院的服务水平。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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