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较2017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这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进入2018年报告中十大最佳改革者

【给定资料】 1．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较2017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这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进入2018年报告中十大最佳改革者

admin2021-03-22  44
问题 【给定资料】
  1．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较2017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这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进入2018年报告中十大最佳改革者名单的经济体。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被认为是投资的风向标。世界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快速有效地改革，让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
    确实，中国营商环境这些年来一直不断改善，本次挺进全球前50凸显了改革快速有效。从2013到2018年，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的评价排名累计提高了50名。在2017年和2016年的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均为78名。2018年，中国得分相比上年提升了8．64分，是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2017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便利度近三年在全球排名跃升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大幅上升31位。
    世界银行每年对全球190个经济体进行评估，包括获得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纳税、财产登记、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少数投资者保护、获得信贷、破产、执行合同共计10个评估指标。2019年的报告采纳数据截至2018年5月1日，报告中，中国在多项指标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中，获得电力指标排名上升84位，开办企业指标排名上升65位，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上升55位。
    在中国大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把上海和北京作为样本城市，其中，上海权重为55％，北京为45％。北京和上海是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估的两个样本城市，世行排名大幅跃升也体现出上海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水平的提升。
    2．民无商不活，国无商不兴。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商”，自然，官商交往也就必不可少，建立良好官商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官商之间如何交往，交往的底线是什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立以“亲”“清”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商关系。这一要求，对新型政商关系作了新的定位，指明了建设途径，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
    “权力就像一把火，企业家离远了得不到温暖，离得太近又会被烧伤。”这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权力的调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政商关系尚存的问题。
    一个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很不容易。过去，由于一些原因，在旧有规则下，民营企业家与官员的交往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有时一个官员落马会使几家企业受到牵连，企业的诚信、管理、资金、项目都会受到冲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某些企业家自身在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短板和缺陷，二是有些官员贪念太重，想借商人之手完成权力变现。如果官商之间仅仅是一对一的金钱关系，那么，其结果必定是权力与资本的不法勾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商勾结。
    当前，政商关系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干部对企业“敬而远之”。尤其是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因怕犯错误而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不敢为”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谈商色变，只怕不“清”，不怕不“亲”。见了企业家“躲着走”，甚至“不接电话、不批文件、不办事情”。“不愿为”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消极态度对待民营企业家，到企业调研，推动工作明显少了，一些干部与企业家不怎么联系了，干部对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一些领导干部对企业家采取“软拒绝”，表面上客客气气，但不拍板、打“太极拳”。推诿扯皮，为避责而不作为，怕担当而不作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态度；有的新官不理旧账，前任领导定的事，后任不予理睬。由以前的“脸难看、门难进”，变成了“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这不仅影响企业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极为不利。
    对企业来说，“亲”就是要积极主动与党和政府沟通情况、交流看法，取得政府的理解和工作上的支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建言献策，支持地方发展，充分发挥好企业自身的作用；“清”就是要洁身自好、遵纪守法，清清白白地做事，堂堂正正地经营，提升企业形象，促进经济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亲”“清”二字，要求官商之间保持距离但又不是背靠背，使政商之间尤其是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之间的交往有了界限和基本遵循。
    民营企业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在国内做生意必须与官员搞好关系。潜台词是，离开权力的扶持，生意很难做大。这是一种习惯性偏见。企业要生存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商环境，企业和政府部门保持良好沟通，或者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良好公共服务，都不能庸俗化、简单化地看作“官商勾结”。总的来说，积极政商关系的构建，既需要官商保持正常的联系和交往，又要使官商各安其道并行不悖，真正做到有交集而无交易。
    如何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还未把权力交给市场，使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有关审批、管理、资格认证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寻租现象，这不仅有损健康的政商关系，也可能导致一些企业丧失机遇，贻误地方发展。为此，要将政府的行政之手从微观经济领域撤出来，不要过多干涉企业经营，要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权，缩减繁琐的行政流程，由事前监管转为事后监管，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通过多种途径使止当的官商交往步入正常轨道，既让官员能够及时了解企业所需，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又能避免企业千方百计抱官员“大腿”满足自我发展之需，真正让官和商回归本位和常态，做到“在商言商、在政言政”。
    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每座城市也有自己的特质。“守规则、重契约”一直是上海的“标签”，也是吸引众多大企业落户的强大磁场。2017年，自上海提出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以来，企业明显地感受到，在“规则”和“契约”之上，上海向来精细化的政务服务变得更加热情和贴心，也更富创新。上海要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这份新特质也成为吸引优质企业的新砝码。
    营商环境是重要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我们不仅看到了优秀企业与上海的密集签约，也习惯了身边的新业态、新生活。
    在超市购物累了，挑几只活蹦乱跳的龙虾，送进厨房，让厨师当场烧好堂吃。如今，超市的会员很享受这样的“新零售”生活。只不过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最初总会让一部分人“头疼”。在全国没有先例的融合业态，进入上海前，也曾让企业心存顾虑。
    盒马鲜生公共事务部总经理沈丽表示：“最初我们觉得会不会说到窗口去，一讲就说这个业态不行，我们自己觉得体验下来非常欣慰，政府部门没有一刀切，允许你去试错，愿意倾听你说你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店小二’的主动服务意识。”
    全球最大的星巴克烘培工厂坐落在南京西路上，它已成为上海的“新零售”地标。它的开业故事说起来也挺复杂，混合业态、开放式工厂，这些与当时的法规政策都有冲突。但政府部门没有就此说不，他们和企业反复沟通，调整设计方案，制定地方标准，在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支持创新业态。
    2017年年底，星巴克烘焙工厂顺利开业，盛况空前，不断刷新全球单店销售纪录。洋气十足的外企负责人也入乡随俗地给监管部门送来一面锦旗，“专业执法、鼓励创新”八个字，道出了他们对上海营商环境最真切的感受。
    近年来，多家世界级的创新企业落户上海或新增布局，吸引他们的除了世界级城市丰富的应用场景外，还有不断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削足适履”，要保持一种包容审慎的态度，帮助他们成长壮大……阿里巴巴集团新零售工程部总监蒋昕捷就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上海的这种“包容”，“上海打开绿色通道，给企业非常顺利的先行先试的土壤，上海的营商环境确实在国内也是领先的，这对我们推广创新业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从“只跑一次”到“当天办结”，从“不见面审批”到“一网通办”，这座向来以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闻名的经济中心城市，又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跑出了上海速度。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说：“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有高度规则意识，对企业的发展是一种保护，加上近年来，上海对创新、对‘店小二’精神的鼓励，包括‘四大品牌’的提出，又强化了上海本身具有的优势，所以这些企业的回归也好，云集也好，是对上海这些努力的认可。”
    4．让传统美食漂洋过海，是上海黄浦区一些“老字号”企业一直以来的想法。然而对食品出口相关标准不熟悉，较为繁琐的商检手续，往往让企业对出口业务“望而却步”。黄浦区打造的政务“店小二”主题服务，致力于为个人和企业提高办事效率，特别在为区内老字号企业服务上成效明显。
    “以前我们对食品出口有关标准不清楚，通过网上预约提出诉求后，区里组织专家给我们进行专项培训，部门间相互配合，办证时间也大大缩减。”新雅粤菜馆办公室主任李平悦称，得益于高效的办事效率，目前，新雅第一批出口到澳大利亚的月饼已经顺利通关。
    “我们从企业办事需求出发，针对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食品餐饮等14个领域187个行业，跨部门、跨领域‘打包’整合相关经营许可，有机串联从企业注册到后置审批的办理全过程。”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倪莺表示。
    借鉴“网购”服务模式及电子商务服务理念，“店小二”主题服务还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功能。其中包括通过智能分析提供手把手操作引导和帮办服务的“智能帮办引导”，依托政务服务知识库24小时在线为群众、企业答疑解惑的“机器人解答”，借鉴电商互动机制由经验丰富的后台办理工作人员充当“商家客服”的“线上即时互动”，以及效仿网购操作方式的“政务购物车”。
    张江虹口园智慧健康医疗产业基地原先只有30个停车位，“园长”协调多个部门“向天借地”，硬是多“变”出70多个车位；企业员工抱怨“吃饭难”，一个月后，园区食堂就延长了营业时间、创新了供应形式……据统计，虹口区推行“楼长制”“园长制”以来，楼长们先后收集到人才、政策和周边环境等方面的215个问题，目前已积极协调解决181个；园长们已为园区企业解决了260余个各类问题。
    楼宇是“竖起来”的社区，面对数以万计中小微企业聚集的商务楼，“楼长”是零距离服务企业的生力军——既要及时传递政策，也要第一时间聆听企业呼声。
    距离企业和群众最近的“店小二”——“园长”“楼长”由谁来当?虹口区为此动了不少脑筋。经过几番商量，由最熟悉政策的区招商部门、产业部门相关人员担任“园长”或“楼长”，他们的职责包括定期走访园区企业，及时响应企业提出的各种问题，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各种服务。2018年10月底，虹口区已在辖区48个产业园区和89栋重点商务楼全面推行“园长制”“楼长制”，后续还将在产业园区内实行“一园一策”，在楼宇内增设服务部，配备楼宇服务专员。
    5．新一届上海市政府的首个工作日，一场主题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调研座谈会在浦东张江举行。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与12位民营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共同为上海民营经济发展“把脉问诊”，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方抓药”。应勇指出，民营企业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立足新起点，希望民营企业主动融入上海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海将全面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加快构筑“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力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今天就是来听意见、找问题的，希望大家敞开谈，不要有顾虑。”在应勇简短的开场白后，来自医疗健康、工业制造、航空服务、互联网服务、综合投资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家，结合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情况，围绕优化上海营商环境争相发言，既点赞，也“吐槽”，有些共性问题还引发现场热议，气氛十分热烈。
    应勇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不时插话追问，与企业家们互动讨论。一家企业反映新建施工项目审批时间过长，应勇马上问：“哪个环节长，主要卡在哪儿?”当另一家企业谈到专利申请时，应勇问：“你们的国际专利在哪里申请?”得知企业主要在境外申请，应勇又追问：“为什么不在上海申请，问题出在哪儿，上海与别人的差距在哪里?”现场一家互联网服务企业的发言，也引发应勇和其他企业家的思考和讨论，应勇说：“上海市场是互联网企业的必争之地，但为什么很多互联网企业没有注册在上海?促进互联网企业发展，上海还需要做些什么?”市领导还逐一回应民营企业家提出的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降低企业负担、优化海外人才引进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加强产业政策支持等意见建议，并叮嘱有关部门把问题带回去，抓紧研究解决。
    “要闻过则喜，知不足、明忧患、补短板，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创造更好的环境。”应勇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增强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上海的营商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上海这些年来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既要坚持发展定力，进一步维护和营造好上海重契约、讲诚信、重法治、讲规范的良好环境，又要虚心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好经验、好做法，下大力气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审批、减少收费、提高效率，进一步优化上海的营商环境，让更多企业在这里发展壮大、成就梦想。
    6．近年来的反腐败运动和近期发生的企业家网络陈情事件，表明如何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2018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结合国内外政商关系的理论文献和评价实践，创新性地从“亲”“清”两个方面入手，创建了一套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评价体系。2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对中国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进行排名。据悉，这是国内第一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在全国285个城市中，东莞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第一。前十名分别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按省份比较，上海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在全国排名第一，北京其次，浙江省在各省中排名第一。从行政级别来看，总体上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越高。从收入上看，政商关系越是健康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在亲近指数方面，排名前十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苏州、长沙、合肥、金华、广州、福州、邢台。经济发展程度与省级政商关系亲近程度正相关。
    在清白指数方面，排名前十名的城市是：北京、温州、潍坊、鞍山、广州、台州、聊城、杭州、石家庄、成都。从经济水平来看，省内清白指数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是线性关系。
    做好“减法”，加强对各地推行“简政减税减费”政策的监督力度。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仍未遏制，企业税费负担普遍反映较重。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中央政府可自上而下加强各地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的行政监督。
    做好“加法”，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升行政透明度和效率。政府部门应该树立一个理念：上网是原则，不上网是例外。对于一些交通不便、路途偏远的地区来说，通过“互联网+”提升政务效率，可以充分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加强试点，通过“小环境”影响“大环境”。中央应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一些改革试验区的方式进行试点，努力打造小环境，再将小环境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大环境，最终促成大环境改变。
    推进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的第三方评估，通过外力反推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建议中央将专业人士的第三方评价引入地方政府营商环境的考评之中，这样既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又能促使地方政府直接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要避免过度向大城市倾斜，努力改善区域内部的政商关系不平衡状态。建议中央逐步淡化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异，逐步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让市场更多地发挥各类资源的配置作用。长远来看，经济发展是改善政商关系的根本途径之一。
    7．阿里巴巴的马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在反腐之前，商人和政府官员走得太近，所以现在也会出现《人民的名义》这样的电视剧和小说。但是反腐以后，政商关系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政府怕商人，商人也怕见政府官员，这也不对。”政商关系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对非公企业合理诉求不关心、不作为。不少干部“谈商色变”，甚至对企业家避而不见。
    为了避嫌，许多干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支持民营企业缺少积极性。有些地方出现了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而有些官员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
    国家和省市早就明确了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实际工作中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身份上依然“重公轻私”。有些地方的项目招投标就像“萝卜招聘”，表面一视同仁，但会从企业资质、项目经验、人员组成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转了一圈最终民间资本还是被挤出局。贷款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下，抽贷、断贷现象更为突出，融资难更为厉害。金融机构往往“天晴送伞，下雨收伞”。贷给国有资产放心大胆，放给民营企业则小心谨慎顾虑重重。
    有分析称，造成长期以来政商关系越位、错位现象突出的原因主要是制度设计不完善。政府和企业之间、干部和商人之间缺乏清白、明确的行为界限和规范，导致干部有意撇清，民企怕惹麻烦，两者关系因此出现了非正常的疏远。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将贷款或项目批给民营企业，一旦企业还款困难或者项目经营失败，往往会面临巨大的审计和监察压力。相反，如果将贷款或项目批给国有企业，压力则会大大降低。这也直接影响干部与企业接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人直接指出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个别不良民营企业与官员勾肩搭背搞利益输送，腐蚀了官员，伤害了自己，又损害了民营企业形象，影响了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识与观感。“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客观上造成一些干部对民营企业避之唯恐不及。
    有些地方仍然官本位严重，重官轻商；关系文化、圈子文化盛行；缺乏现代契约精神，法律意识不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今天谈好了明天官员不高兴就会变，换了主官更是要推倒重来”。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规则，不守信用，不遵守合同现象时常发生，政府信用和形象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企业家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意识，过度依赖官员和人脉关系，不能遵守行为市场规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领导干部之间互不信任，互相防范，官员怕商人利益腐蚀，商人怕官员吃拿卡要，无法按照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建立“清”而又“亲”的政商关系，影响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政府信息公布与企业之间存在较大信息鸿沟，导致善政不能及时惠及非公有制经济。很多政策的制定过于抽象，多为支持鼓励等指导性意见，缺乏操作细则和配套措施，执行标准、申请程序等也不具体，“玻璃门”现象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信息公开和获取的平台少、通道不畅，造成政商之间的信息鸿沟阻隔，非公有制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利用政策。有70％左右的非公有制企业主表示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不知情或知之甚少，扶持政策成为“抽屉政策”。
结合给定资料，概括我国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要求：概括准确，要点全面，字数不超过300字。
选项
答案一是政商仅维持金钱关系。某些企业家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不足，个别官员贪念太重，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勾兑。 二是个别干部对企业“敬而远之”。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因怕犯错误而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同企业“背靠背”。 三是民营企业家存在习惯性偏见。部分企业家认为在国内做生意离不开权力的扶持，必须与官员搞好关系。 四是有的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一些地方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还未把权力交给市场，在有关审批、管理、资格认证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寻租现象。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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