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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到并留在了城市，但等待我们的并不全是美好。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

1．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到并留在了城市，但等待我们的并不全是美好。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

admin2013-02-11  31
问题   1．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到并留在了城市，但等待我们的并不全是美好。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在下降，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徐宗威认为，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早在2003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就提出，要防止城市病。8年过去了，城市病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有评论直指，城市病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病”。比如，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实际上与权力热衷于面子工程有关。有多少管理者既关注城市的面子又关注城市的里子，既致力于地面上的繁华又用心于地面下的畅通?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
    2．2011年7月5日上午9时36分，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上行扶梯发生设备溜梯故障，造成一名12岁少年身亡、3人重伤、27人轻伤。北京市质监局表示，经初步调查，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固定零件损坏，扶梯驱动主机发生位移，造成驱动链条脱落，扶梯下滑”。目前，4号线运营正常，但所有事故品牌奥的斯电梯已全部停运。
    电梯杀人，即便是事故总是有点骇人听闻的味道，以人身伤亡作为代价，已经不是单单哪个部门给予伤亡家属作出赔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媒体也披露了2010年12月14日，深圳地铁国贸站发生的事故——原因一模一样，生产商也是同一家。质疑声于是纷至沓来，“在深圳地铁12•14事故发生后，就有不少人想到了北京地铁的整体运行安全，给出了很多建议。遗憾的是，这些建议还是没能避免这一次的悲剧。”
    有好事者更是挖出了“类似5日发生的电梯故障在北京地铁并不是第一次。2008年3月4日，2009年12月8日，北京地铁曾连续发生电动扶梯故障，造成多名乘客受伤。”在对地铁出行安全的质疑声中，自觉不自觉地已经把“地铁交通人流过大，系统不堪重负”作为理由，不难设想，在追究4号线电梯事故的责任中，电梯生产商、质监部门、地铁公司以及北京地方政府都会用“交通流量过大”作为替罪羊。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北京地铁的高峰人流负荷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地铁上下班高峰中拥挤的程度已经超越了想象，没有在高峰乘坐地铁的人是不可能有体验的。在北京以环路划分地价和房价的时代，乘坐地铁上下班是他们最快捷的选择。
    虽然北京的地铁已经是公共财政补贴下的2元超低票价了，但是人们乘坐地铁的选择却与票价毫无关系，而是别无选择的出行刚性需求。多年来，北京以“摊大饼”的方式展开城市的演进，不断扩张着城市的规模。在调节人口居住与城市发展矛盾的时候，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动用经济杠杆调节——房价的不断飙升代表了谁有经济资源，谁就有权利居住在城市的中心。经济强权逻辑的背后是大量城市低收入人口和普通市民阶层不断地被经济体制的漩涡抛离于城市外环，并且外环的半径不断地扩大，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通州、南四环、顺义等渐次成为巨大无比的居民小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睡城——白天居民进城工作，晚上出城回家睡觉。
    3．像这座城市的300多万名司机一样，当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向地面时，蔡烨正开着自己的黑色本田雅阁车在路上。
    很快，他就发现情况不妙：前方已经不再是马路，而是一片汪洋，积水深逾半米，几乎快淹没小型汽车的轮胎，行人不得不将裤腿卷到膝盖处，一棵巨大的杨树被风刮倒，横躺在马路中央。
    “简直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海啸!”蔡烨心有余悸地回忆。但这里不是灾难片现场，而是2011年6月23日的北京。当时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统计，当日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5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为57毫米。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王毅称，最大降水点在石景山区的模式口，降水达182毫米，“已经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标准”。
    不过，这场暴雨并非意外。早在当天上午，气象部门就已经开始向市民们预告即将到来的暴雨了。一位出租车司机一大早就从广播里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算下午6点钟就收工回家。几个房屋中介公司的经纪人也在网上看到了暴雨的消息，一整天他们都抱怨着——这样的天气，出来看房的人实在太少了。
    但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这座城市没有经得住考验。
    一些马路变成了河流。在莲花桥下，水深高达1．3米，汽车变成了轮船甚至潜艇。一个女司机驶过这里时，车子被猛涨的水直淹上车门，她不得不从车窗里爬出去。
    当时，蔡烨正准备从北四环、西四环交角处的新浪大楼回到位于西三环的家里。根据北京历来大雨状况“东轻西重，北轻南重”的规律，他将要驶过的小小弧形正是“重灾区”。
    西四环已经成了停车场，路边的电子交通指示牌是一片刺眼的红色，这说明“每个方向都在堵车”。蔡烨看到，一辆消防车也被堵在其中动弹不得，只能呜咽地闪着红光。当遇到一个大水坑时，蔡烨看了看后视镜，身后是一排长龙，没有退路，他只能“屏住一口气”踩下油门，“好像经历一场大逃亡”。
    据称，当晚北京市电力公司共派出1170余名抢修人员赶赴各电力故障现场，由于道路交通受阻严重，电力抢修人员只能骑车或者步行赶往目的地。
    有的市民躲进了附近的地铁站。可是很快，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里，雨水在楼梯上形成了“水帘瀑布”。工作人员不得不提着蓝色塑料桶四处接水。没过多久，三条地铁线部分区段停运。
    与此同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班全部取消。
    网友们则戏谑为：“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上班陪你在办公室看海，下班陪你在地铁里看瀑布。”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评论员评论道：“就像有的人穿衣服，可能外面的西装很昂贵，但是内裤上面还有洞。我们的城市建设可能也是这样。”
    4．青岛市西北路泡崖路段由于铺设管道切开道路，施工完后只将路面做了回填，几个月过去却一直没有铺上沥青，以致于此路段尘土飞扬、石子乱飞。
    “铺点沥青就这么难吗?”市民的话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道路挖完后既然已经回填了，为什么不能善始善终?为什么最后的一层沥青就迟迟上不去呢?
    城市道路地下铺设有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网络宽带电缆、数字电视电缆等，这些地下管道或电缆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不管出于何种需要，每条城市道路的“拉链”拉一个来回，都具有消耗大、周期长、影响大等特点，不免给市民带来噪音不绝、尘土飞扬、绕道而行、交通堵塞……西北路泡崖路段，因为只差一层沥青的覆盖，路上的小石子已经成为潜在的“杀手”。
    在每次城市道路开挖前，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等相关部门的理由似乎总是合情合理，如“为居民能早日用上宽带、看上数字电视”“办实事、解难题”等，而市民又是最通情达理的，即使影响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暂时的不便都可以理解和忍耐。但他们除了盼着早日完工的无奈之外，似乎也别无选择。
    我们总是在纵横建设着我们的城市，增加大楼的高度，拓宽道路的宽度，挖掘地下的深度，却往往忽略了一些细微之处。城市的细节最能展示一个城市的魅力，一条路再宽再平坦，如果有一处飞沙走石，那么再美好的城市也会因为这一点点瑕疵而黯然失色。
    5．向公园绿地要空间，是为了解决杭州的停车难问题。西湖区建设局副局长何孝强承认，在杭州，行车难、停车难被称为“两难”，早已成为城市痼疾。杭州市甚至专门成立了缓解“两难”办公室。“目前主城区小汽车保有量已突破50万辆，按城市停车需求为小汽车1．2倍的低标准配置，需要停车位60万个。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现在停车泊位仅25万余个，停车泊位缺口很大。”杭州市区公共停车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称。
    为解决交通拥堵，杭州市政府不得不殚精竭虑。
    2008年，杭州市在大范围征求社会意见后，曾在路边划出3．5万个停车位。2011年，“两难办”更决定从4月底至9月30日，整顿部分被挪作他用的停车场(库)，清理出四千多个停车位，以缓解停车难题。
    但在每年以超过5万辆速度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前，这犹如杯水车薪。“向地下要空间”因此成为杭州市政府的另类选择。2008年6月12日，由杭州市规划部门编制的《利用绿地、广场、学校操场等用地解决停车问题布点规划》开始对外公示。规划决定在主城区内建设34处地下停车库，其中包括嘉绿苑公同。
    2011年4月，杭州市再出专项规划，准备3年内在杭州六城区新建公共停车位约2．5万个。“首批8000个要求在年底前完成，分解到西湖区是1500个。”何孝强说。而西湖区首批的6个点均为公共绿地。
    “我们不是不支持建停车库，而是周边有更合适的地方。”嘉绿苑小区业士们说，无论是对面的公交地上停车场，还是一墙之隔、刚刚拆迁的建材市场，都更适合这一角色。
    在下城区的东园公园地下停车库项目，同样招致附近居民反对。居民不解的是，2011年1月，政府才刚刚花了三百多万整修过公园，不到半年就重新开挖。更遭受质疑的是，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竟然将出入口写成了十几公里外的另一条路。嘉绿苑公园也遭此类“乌龙”公示，小区业主怀疑是“瞒天过海”。“这870个收费的停车位，挖开、造好需要各项成本约1．6亿，到时再建公园，又要一个亿。”小区业主们质疑，“花这么多钱毁坏绿地，收费车库建成还可能再度闲置，到底值不值?”
    6．“上海临江靠海，不可能缺水!”在多数人的观念中，上海拥有充沛的水资源，但事实上因为污染严重，上海地表水资源中仅有20％的淡水可供使用，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200立方米，低于北京，属于典型的缺水城市。
    由于对水资源状况不了解，甚至有误解，许多企业和个人节水意识淡薄，认为水价便宜，多用点水也花不了多少钱，生产、消费、生活中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屡见不鲜。
    以上海的洗车行业为例。目前上海各类机动车数量已达150万辆，预计到2010年将达300万辆。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作为特大型城市的消费新热点，洗车行业迅速发展。
    据上海市水务局统计，上海有70％左右的加油站附设机动车清洗，约为550一600家；持经营许可证的洗车站(点)为315家；无证经营的洗车摊点约有300家。洗车站(点)的年用水总量约为1000万立方米。而在这些洗车站(点)中，目前仅有8家安装使用了机动车污水循环净化系统。大型公交公司的洗车站虽然具备洗车水循环回用能力，但由于洗车设施不适应公交车结构、机械洗车成本高等原因，大都仍采用耗水量更高的人l丁清洗。
    根据测算，清洗一辆车平均耗水70一80升。如果使用洗车水循环回用设施，耗水量可降至15—20升，按全市100万辆机动车每年清洗50次计算，全市洗车耗水可节约近300万立方米／年。也就是说，目前仅洗车行业浪费的水，相等于100万上海人20天的生活用水量。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说：“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缺什么，反倒浪费什么’的尴尬现状，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合理、高效利用，这些资源消费特大型城市将消耗掉自己发展的未来。”
    7．“如果城市无限地蔓延开发下去，每一个城市都往外扩张，‘饼’会摊得越来越大。这种方式当然并不是导致‘城市病’的唯一因素，但是它肯定对加速‘城市病’起到很大的作用。”近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上海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合理确定城市的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城市扩张的原因，被一些大城市称为“承载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摊大饼”。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化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一味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却给城市埋下了诸多隐患。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症状，一方面源于传统的规划方法已不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另一方面，盲目攀比国外城镇建设标准的超前规划的观念和做法，大大超越了我国城镇发展的实际水平。
而从更深层次看，则需要转变观念，强化政策的执行力。
    有关专家表示，很长一段时间，城市的规模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显示政绩的亮点。翻开各城市以往的规划文件与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对照，可以看到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指标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要改变“一任政府一张规划”的现实，仍需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建立健全相应的考评机制。
    8．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市化门槛的国家，也是“城市病”的首发国家。英国城市化大约始于1775年。在商业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人口从农业区向工业区迁移，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形成城市群。伦敦1545年只有8万人口，1700年增至67万，超过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1901年达658万，为当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华大都市。到19世纪晚期，英国已有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随着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景观丑陋等“城市病”也初露端倪。由于英国城市化无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政府未对城市的盲目发展进行干预和调控，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城市化进程中的英国一味追求财富的积累，进入了富裕和贫困并存、繁荣与悲惨交织的怪圈中。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仅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这些贫民窟成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其他工业城市的情况更糟。1885年，曼彻斯特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业城市，而它的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仅为29岁，几乎每个曼彻斯特人都是英年早逝。人口快速聚集和糟糕的工业生产环境，没有充足的排水、排污，缺乏干净的饮用水以及住房规划，造成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霍乱的蔓延和极高的婴儿出生死亡率。流行病和地方病是英国所有城市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英国的城市灾难使人们认识到城市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可能是灾难和罪恶的摇篮。“城市病”的首次发作其危害几乎是毁灭性的，但它也催生了人类与之抗争的有力武器——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1948年，英国议会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这是一部在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政策法案，它不仅有效地加强了对城市无序蔓延和混乱状态的管理，而且通过为贫困居民修建公园、浴池和洗衣房等措施，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也使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英国也是世界各国中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制定《城市规划法》、第一个提出建立“花园城市”，同时也是第一个较为成功地治理了“城市病”的国家，堪称世界城市化的试验基地。英国治理“城市病”的经历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是人类理应共享的宝贵财富。
    9．吉林省长春市将创建“健康城市”作为治疗“大城市病”的一种选择，力争到2012年，使市民健康素质、环境健康水准、社会健康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而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则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杭州市自2008年5月推出城市免费公共自行车后，许多公共自行车的“寿命”大大缩短。但有专家认为，把公共自行车骑坏了，从某个角度讲是好事，自行车的负荷越重，说明开车的人越少。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指出，自行车成为“免费午餐”，是治疗城市病的一项有益探索。
    在中国东部，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人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专家分析，“逆城市化”有助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等“大城市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规划建议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测，大约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将首次持平。对传统农业大国而言，这是极其深刻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和谐城市，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国民幸福。
    而中国建筑科学院原院长王有为则建议，各地在构建“绿色城市”中要走本土化之路，根据当地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绿色城市”。
    10．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司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这个标准只是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因此，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备约束力。”该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罗亚蒙对记者说。
    在已经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许多专家探讨了城市宜居的问题。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的一个看法格外引人关注，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还在不断长大，长大了的城市街头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闲地推着婴儿车?热爱城市的人们在期盼。

给定资料8”中介绍了英国治理“城市病”的历史过程，请对之进行归纳和总结，并说明我国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要求：分析具体，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不超过300字。
选项
答案 英国政府为了拯救城市灾难，制定了《公共健康法》《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提出了建设“花园城市”，有效加强了对城市无序蔓延和混乱状态的管理，并且为贫困居民修建了一些便民设施，使得城市的婴儿死亡率和城市犯罪率骤然下降。 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使我们的城市大而不乱，需要我们在立法上加强对城市民生的关注，在建设中进行科学的规划，在扩张之前先对城市承载力和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将维护民生作为城市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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