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是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还认定“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悲剧”。显然,这一时期屈原的形象塑造,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被

admin2016-11-24  52

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是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还认定“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悲剧”。显然,这一时期屈原的形象塑造,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伦理化了。在70年代初“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有人把屈原说成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诗人”。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 】,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 】屈原,说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
    自从“楚辞”诞生以来,在其传播与接受中,屈原形象也处于不断变迁中,后人阅读古代文本所获得的只能是偶然保留下来的历史“碎片”,试图凭借这些并不完整的“碎片”去还原历史,在试图“唤醒”历史生命的过程中,人们必将自己的期待与向往悄然注入其中。因此,被“唤醒”的人物形象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在被“唤醒”人物的历史身影中,闪烁着现实文化的精神品格。“西方诠释学重视经典文本与读者之距离,并讲求各种方法克服两者之差距”,“儒家读经传统强调解读者与作者心灵的遥契”,是一种“实践诠释学”,不是或不只是“哲学诠释学”,是一种以经世为本的实践活动。诠释者往往将其诠释行为的目标指向人,以还原作者的意图为途径力图还原作者的历史形象,作为自己修炼和实践的榜样和目标。例如,在儒家诠释经典的历史中,从孔子开始,便以其塑造的周公形象作为修为的理想目标和境界。
    “经典是时空的产物,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反复考验、被反复选择和确认的产物。”对儒家经典之类“神圣性经典”进行诠释往往不是读者的个体行为,而主要是国家的群体行为,也就是说,“神圣性经典”的诠释权力主要在国家而不在个人。这种诠释比较程式化,具有封闭性,而且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甚至消亡,对这种经典的诠释就会随之发生变化,经典甚至失去其经典地位。但是,《楚辞》不是这种“神圣性经典”,这有利于诠释者个体的参与,其作为经典在历史中形成的普世价值对诠释者的约束力相对于“神圣性经典”而言比较小,诠释者所处的时空特性,如学术思想、政治际遇、文化心态、个性气质等,便具备更大的张力,对诠释的影响更大。正因为如此,魏学渠在其为明代李陈玉《楚辞笺注》所作的序中指出:“贞人谊士,读其词而感之,所为传注笺疏,岂徒合文义云耳,将以明其志,感其遇,恻怆悲思,结撰变化。”在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士人际遇较为动荡之时,对《楚辞》的诠释往往就更热烈,更丰富多彩。
下列表述,不属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主流对屈原的评价的是:

选项 A、伟大的爱国诗人
B、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
C、批判儒家崇尚法家的激进诗人
D、其个人悲剧是国家悲剧的缩影

答案C

解析 文章首段首句说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主流对屈原的评价,A、B、D三项均可找到依据,C项是70年代初个别学者对屈原的看法,且“激进诗人”在文中没有体现。故答案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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