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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
admin
2013-06-20
11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的,成绩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本人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人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人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人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的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做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资料2
曾经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名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的是孩子对长辈的敬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处于底层的家长最恐惧就是,孩子“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每天放学后上篮球课,周六上午学奥数、周六下午学新概念英语,这是贺小红给儿子排的课外课程表,她的儿子目前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上五年级。
和很多北京家庭一样,贺小红和她的儿子已经卷入了越来越提前的小升初竞争漩涡之中,为了能上一所好中学而殚精竭虑。
但和很多北京家庭不一样的是,贺小红是一名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贺小红一直在担忧,不知道儿子在北京的求学之路能走到哪一天。与那些有学历、收入稳定但同样“飘”在北京的白领不同,贺小红和丈夫来自农村,她在一家事业单位的食堂工作,丈夫在一个餐馆做厨师,因此,他们还会时常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
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让贺小红过得很辛苦。收入本就不高,还要拿出其中大部分送儿子上课外培训班,可贺小红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让贺小红深信:教育改变命运。
不能让儿子输在城乡这条分界线上。贺小红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当年丈夫上中学时,家里感到同时供三个孩子读书实在吃力,老大已经上大学了,不能半途而废,弟弟年纪小,除了上学什么都干不了,最终牺牲了他。“现在哥哥、弟弟都有了学历,在北京工作、安家了,就剩下我们了。他们再怎么帮我们,很多东西也改变不了了。”贺小红说。在贺小红看来,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牺牲,失去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他们跟兄弟两家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这条通道改变命运已经越来越难。2010年,《人民日报》刊发了文章《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文章指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困难。他们中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长也同样被恐惧和焦虑折磨着:他们怕孩子跌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
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设计公司,生活算是比较富足,可是这两年袁女士夫妇没少着急,因为他们的女儿今年就要上小学了。
他们住在一个高档住宅区,小区外走路五分钟就有一所挺不错的小学,但是,袁女士说什么也不想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因为小区附近有一个北京市五环内仅存的村庄。
“圈子,孩子所处的圈子很重要。在这所学校她周围都是什么人呀?她跟什么人接触就意味着将来她有多大的舞台。”
为此,夫妇二人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折腾这件事。先是联系了国际学校,怎奈他们心仪的学校有的离他们家有二三十公里,有的需要孩子住宿,最后,他们托人花了几万元给孩子联系了中关村地区的一所名校。
资料3
宋银平2005年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上海,目前在一家外资企业做部门经理。读书加工作总共是快到11年了,读书4年,然后工作快到7年了。这7年当中他曾经换过3份工作,工资也从3500多涨到了9000多元。伴随着工作的更换,宋银平先后搬了3次家。刚毕业的时候,他跟同学合租一个房间,每个月的房租只要600多元。之后随着工作的更换,宋银平找到了一个和房东合租的两居室,他租住其中一个小房间,每个月的房租是1300多元。后来谈朋友又换工作,换了一个一室户型的老公房,房子只有30多个平方米,一进门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大开间,吃饭睡觉都在这里,朋友来做客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宋银平希望租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但是到附近的房屋中介打听价格之后,宋银平暂时就打消了换房的念头。一房一厅的次新房差不多是在4500元到5500元,如果是那种老公房需要3000元到3500元。宋银平曾经想着等收入增加了,再加上平时节省一些,这样能够把买房子的首付攒出来,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攒够买房子的首付。宋银平说:“因为一个月收入也就是9000多块钱,房租就2000多块钱,房租再加上水电煤也就是30%,再加上其他的这个吃饭、公交这些,一个月算下来要5000多块钱,就是工资的一大半都已经没有了,如果是按揭买房,其实基本上不现实。”
在北京打拼的小姜,年均收入10万元。省吃俭用,加上踏实肯干,小姜现在有存款30多万元。据小姜介绍,自己已经算是周围朋友圈中存款最多的了。但是,想在北京买上~套房还遥遥无期。小姜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房价和自己的收入水平,得不吃不喝奋斗20年,才能买一套五环外的小户型。
小姜家在农村,在父母眼中,年逾30岁的儿子,当务之急是“娶媳妇儿”。由于家里逼得紧,小姜不得不在朋友们的张罗下去相亲。由于在北京没有房子,小姜相亲屡屡失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友。小姜说,自己也理解女孩子的想法,毕竟在这个城市生活压力确实很大。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安全感从何谈起?
资料4
刘书是国家某部委的一名科级干部。他所在的处室有一位副处长外调其他部门,留下一个职位空缺。刘书觉得,自己无论从资历还是业务等方面,都应该是副处长的不二人选。周围的同事也大多这样认为。但人算不如天算,公布副处长人选时,刘书傻眼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同事当上了副处长。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非常想不通:“我在单位干这么多年,一直任劳任怨,业绩也不错,对领导也恭恭敬敬,为什么不能被提拔?”自此之后,刘书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当初刚上班时,他不知疲倦、热情洋溢,如今,一上班就盼下班。工作干得还有什么劲?对交给他的任务,能推就推,不能推的就敷衍了事。
升职,意味着能力被认可,意味着更高的薪酬。但是,现实很残酷,因为在任何一个单位内,领导岗位总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一般工作。无论你多努力,也难以突破瓶颈、再上一层楼。
在国家某部委任职处长的张元说:“在我们单位,升到处级职位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晋升,就非常难了。到这个层面,就不是个人想不想、努力不努力的事。”
既然如此,何必自寻烦恼,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好吗?“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张元说,“别的不说,单说看着周围的同事升职,自己却迟迟不动弹,心态总会有些变化。”
升职不容易,在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都一样。但专家认为,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抱怨和争议。反观当下,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敢相信单凭能力就能升职,反而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套近乎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之感由此而生。
武汉工业学院大四学生小杨到一家动漫公司面试时,问题只有“家人是做什么的”“哪里人”“家境如何”。而和小杨同去的面试者因为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家里有人脉资源,面试官当时就表示满意。一场面试的结果迥异,制造了拼爹时代的又一话题,一场并不复杂的招聘,都可以成为拼爹的游戏场。在拼爹盛行的时代,焦虑感弥漫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有关系的一定要利用,没有关系的一定要找关系,大事要拼爹,小事也不能少。一旦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往往不是从个人能力上去分析,而是咎之于无力拼爹的弱势。当这种心理和焦虑充斥于社会,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拼爹的盛行,加深社会阶层的断裂,也导致公众对公平、公正的信任日渐消弭。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过去,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资料5
“北京上班族小姚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央视名嘴崔永元月入一万不够花……”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中等收入者纷纷在网上“冒泡”,表示生活压力大,无幸福感可言,陷入了群体性焦虑当中。
再看一下美国的中产阶级,虽说他们的生活也不易,却不会产生群体性焦虑。发达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美国中产们的后顾之忧。美国的绝大部分公司都提供医疗保险,就连几个人的小公司、店铺,一旦入职,医疗、牙科、眼科、人寿险等保险一应俱全。感冒发烧10几块钱搞定;至于孩子读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免费,读名校当然价格昂贵,但可以通过完善的助学金制度、勤工俭学等多种途径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业。
正如崔永元在采访中坦言,“自己觉得最富裕、最像百万富翁的时候,是在1986年,那时候刚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80块钱,但却感觉总是花不完。”因为那时候,看感冒不会动辄几十块钱,上学没有择校费,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相对公平,底层子女的上升通道通畅,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在读书求知的学子,小手工业者们获得的机会多、赋税轻,只要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很快就可以积累财富……总之,整个社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希望的。
资料6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杂志的采访。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有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什么?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8%(1979年为64.4%)。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幅度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资料7
人们都认为,物质生活更为丰富时,人们的抱怨应该更少,人们的安全感应该更强,可事实恰恰相反,现阶段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
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焦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人的流动性加剧,相应的社会建设却不配套,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现实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视了。
内心的欲望和外界的压力都加剧了现代人的焦虑。看着身边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工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有人很迷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这些只是成功的附属品,并不是成功本身。人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专家认为,焦虑固然可能会激发出一个人的潜能,但如果一个社会弥漫着焦虑气息,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社会焦虑会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
专家表示,虽然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焦虑,但人们不能被焦虑压垮。作为个人,需要保持一种正确的认知社会、评价自我的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政府部门应构建一种更加完善的发展机制,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平等的竞争机会,创造更加宽广的上升通道,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让人们对未来生活形成稳定的预期,让希望有所寄托,情绪有处释放,将焦虑转化为追求幸福的动力。
给定资料7画线句子指出“物质生活更为丰富时,人们的抱怨应该更少,人们的安全感应该更强,可事实恰恰相反,现阶段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立意明确,逻辑通顺,语言流畅;
(2)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总字数1000~1200字。
选项
答案
以民生建设和制度保障缓解社会焦虑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个现实值得关注: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大量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和大学毕业生们失去了“单位”的保护,面临着就业焦虑;面对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竞争激烈的现实,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焦虑;不断高企的房价,青年人面临买房的焦虑;潜规则、找关系、暗箱操作普遍存在,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社会公平遭到破坏;高昂的生活成本,制约了中等群体收入的增长,逐步沦为房奴、车奴、孩奴,生活压力增大,陷入了群体性焦虑当中。 社会焦虑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焦虑感广泛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由此强化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一旦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可预期,唯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焦虑的种子就在内心萌芽。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社会发展仍然滞后,民生改善仍待加强。改革深入推进,不少人在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基本生活缺少“兜底”,加剧了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社会成员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使得人们更加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水平,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民生幸福的同步增长,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百姓内心的安宁和美。弥漫于整个社会群体的焦虑情绪,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要缓解社会焦虑,必须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只有加强民生保障,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才能抑制社会焦虑心理的弥漫。只有物质生活上有“兜底”,民众才会有安全感。因此,必须大力促进就业,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缓解社会焦虑,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对公平正义的焦虑,表面上是对整个社会的忧虑,归根到底还是对个体命运的忧虑。贪污腐败衍生出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很容易让民众产生被剥夺感,对公平正义的侵犯,实际上是对个体权利的剥夺。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司法体制,推动信息公开,健全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通过依法治国营造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 只有以改善民生推动福利社会的建立,在物质生活上提高民众的抗风险能力,以司法保障公平正义,削弱民众的被剥夺感,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才能够得到根本上的纾解。只有纾解了这种社会焦虑,个体才不至于成为孤岛上的囚徒,社会才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事实上,释放这种普遍的社会焦虑,理应成为和发展同等重要的命题。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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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申论
地方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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