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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案情：现年60岁的林霞与王富贵于 1963年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年近六旬的王富贵与比他小近30岁的尹玲相识后，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非法同居生活，其居住地的周围群众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王富贵因患肝痛晚期住院治疗

案情：现年60岁的林霞与王富贵于 1963年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年近六旬的王富贵与比他小近30岁的尹玲相识后，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非法同居生活，其居住地的周围群众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王富贵因患肝痛晚期住院治疗

admin2008-12-16  28
问题 案情：现年60岁的林霞与王富贵于
1963年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年近六旬的王富贵与比他小近30岁的尹玲相识后，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非法同居生活，其居住地的周围群众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王富贵因患肝痛晚期住院治疗，尹玲去医院准备照顾王富贵，但遭到林霞及其亲友怒骂，并相互发生抓扯。王富贵后于2001年5月17日立下遗嘱，将其自己的总计6万元的财产赠与“朋友”尹玲。2001年6月22日，王富贵因病去世。王富贵的遗体火化前，尹玲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公开当着林霞的面宣布了王富贵留下的遗嘱。林霞和亲友们感到十分震惊，气愤之下，双方再次发生争吵。当日下午，尹玲以林霞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该市九江区人民法院，与林霞争夺遗产。尹玲诉称，原告与遗赠人被告林霞之夫王富贵是朋友关系。王富贵立下遗嘱，将价值6万元的财产在其死亡后遗赠给原告，并将该遗嘱进行了公证。遗赠人王富贵因病死亡，遗嘱生效，但被告控制了全部财产，拒不给付原告受赠的财产，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遗嘱中的财产，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林霞辩称，遗赠人王富贵生前与原告尹玲长期非法同居，王富贵所立遗嘱系违反社会公德的无效遗赠行为，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九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与被告林霞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主义道德角度，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来讲，均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 1996年认识原告尹玲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王富贵基于与原告尹玲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将其遗产赠与原告尹玲，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应属无效，判决驳回原告尹玲的诉讼请求。宣判后，1500名旁听群众掌声雷动。
   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请根据法学基本原理对上述事件加以评论。
   答题要求：
1．运用掌握的法学知识和社会知识阐释你的观点和理由；
2．说理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述准确；
3．答题文体不限，字数不少于500字。
选项
答案把法律还给法律，把道德还给道德 “二奶”是否有继承权?九江区法院的法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当公共道德与法律条文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们将社会公德置于了第一位，做出了让“旁听群众掌声雷动”的判决。而我则认为，在中华民族法治意识不断加强的今天，法律人(尤其是法律的适用者——法官)应当将道德和法律区分开，再不能让我们的法律，成为泛道德化的牺牲品。 这一案件提示我们，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法与道德都是社会规范，因此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一般说，凡是法所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所谴责的行为，违反了法往往也违反了道德。但是，法与道德也有明显的区别：第一，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政权意志表现出来。道德不以国家政权意志形式表现出来，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第二，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从观念上规范人们的精神和行为。第三，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以精神的强制来保证实施。 本案中，法官非常遗憾地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原告所主张的财产权利来自遗赠人的遗嘱，经过公证的遗嘱是遗赠人明确有效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定的效力。法院未经深入分析，就以违背社会公德推翻掉遗赠人的意思表示，宣告遗嘱无效。诚然，违背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但是并不是所有与道德观念不合的法律行为都违背公序良俗。遗赠人的遗赠行为和遗赠人生前的其他行为应当是互相独立的。遗赠人与原告同居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它并不导致遗赠人其他民事行为当然无效。如果遗赠人以他人与自己非法同居作为遗赠的条件，遗赠当然无效：但在本案中，遗赠行为在法律上是独立于此前的非法同居行为的，遗赠人并没有试图通过遗赠去实现什么不正当的目的，遗赠完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法体现，不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法律与道德虽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道德的要求也往往内涵于法律的构造之中，但是法官在处理案件之际，仍然要对道德和法律严加区分。法官只能按照法律的指引具体地分析案件中的道德因素，而不能抽象地对案件进行道德评判，以至于出现泛道德化的情况，以一己之观念代替国家之公意，置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于不顾。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而奉案的法官正是因为没有将道德和法律区分开来，才引道德人法律，以道德代法律，使道德成为了限制法律独立适用解决纠纷的樊篱。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道德却不应该成为高位的法律。我们应该把法律还给法律，把道德还给道德，让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和谐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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