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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给定资料 1．2013年，听到家里的“顶梁柱”遭遇车祸去世的噩耗时，41岁的徐某抱着女儿痛哭不已。尽管法院判决肇事司机赔偿徐某一家22万余元，但被执行人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女儿在念高中，公婆则卧病在床，无论是学杂费还是医药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给定资料 1．2013年，听到家里的“顶梁柱”遭遇车祸去世的噩耗时，41岁的徐某抱着女儿痛哭不已。尽管法院判决肇事司机赔偿徐某一家22万余元，但被执行人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女儿在念高中，公婆则卧病在床，无论是学杂费还是医药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admin2020-02-13  32
问题 给定资料
    1．2013年，听到家里的“顶梁柱”遭遇车祸去世的噩耗时，41岁的徐某抱着女儿痛哭不已。尽管法院判决肇事司机赔偿徐某一家22万余元，但被执行人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女儿在念高中，公婆则卧病在床，无论是学杂费还是医药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座无形的大山。
    当地法院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次月向徐某一家发放了15000元司法救助基金。“真是雪中送炭啊，解了我们全家的燃眉之急。”徐某流着泪说。
    据介绍，该法院早在2006年7月就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制度，并于同年10月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困难当事人发放。然而，司法救助基金设立时的定位是“救急”，法院发放的数千元、最多数万元的救助基金，对于受助家庭来说，只能暂时缓解其极端困难的生活状态，作用非常有限。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法院进行司法救助的对象绝大多数为执行案件当事人，一般是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而申请人又生活极度困难的案件。”法院工作人员介绍说，司法救助基金的发放对象相对集中，赔偿类案件占了半壁江山，仅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类，就占到发放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救助面过于单一，使得其他类型案件中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无法得到救助，不符合司法救助制度帮助困难群体的设立目的。
    同时目前对农民的医疗救助机制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制度虽然实施了几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制度本身与农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筹资、管理和监督成本偏高，人均缴费水平过低；病种限制过死，报销费用手续繁琐；报销费用限额过低，致使农民参加的积极性受挫，即使参加了，大病大灾也没有保障。
    农民在年老、疾病、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应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而国家仍沿用传统的社会困难救济模式，仅仅对农村中的五保户和因灾因病造成的困难户，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临时救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但由于补助面不宽，补助金额有限，对特别困难的农村家庭只是杯水车薪。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进城农民治病的救助制度还是一片空白。一旦出了事，有家不能回，即使回去也很难生活。
    近年来造成影响特别恶劣的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几乎为零，而当前司法救助程序繁杂，大多数人没有利用司法救助的意识：杀死17名少年的黄勇“智能木马”杀人案、流窜杀死67人的杨新海杀人案、6名佳木斯儿童惨遭杀戮的宫润伯变态杀人案、死12人伤5人的个体屠宰户石悦军杀人案等等，尽管法院判决被告人对受害者经济赔偿，但是这些大案的凶犯几乎都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尤其是刑事案件没有判决之前，受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康复或丧葬费用完全靠自己解决，有的因为不能筹到足够的费用，导致错失了救治的良机，或是筹到费用，法院判决后罪犯没有足够的钱赔偿，而债台高筑，穷困潦倒，给被害人造成双重伤害。
    2．2014年3月16日，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J介绍，设立于该院的“婴儿安全岛”于2014年1月28日投入使用，截至3月16日，共接收弃婴262名。在262个孩子中，仅脑性瘫痪就多达110例、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和先天性心脏病也分别有39例和32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中科院博士后H认为：“这些疾病完全可以通过孕检发现。”俗话说，“多建一所学校，少建一座监狱”。依此类推，“多做一些优生优育源头控制，少建一座弃婴岛”。
    珠三角新生儿缺陷率一直居于全国前列。来自广东省计生部门2011年公布的10年来广东省各地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可见，珠三角城市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平均达2．76％，不仅比10年前翻了一番，比全国的平均数也高出50％。主要五项出生缺陷分别为先天性心脏病、地中海贫血、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畸形以及唇腭裂。专家分析，这与珠三角环境因素、外来人口医疗卫生保健不足密切相关。
    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一路攀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婚检率节节下降。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此前广州的婚检率在93％左右，取消之后仅有7％。部分辖区甚至只有4％。2012年3月1日起，广州针对户籍人群和常住人口启动“出生缺陷干预项目”，其中包含了免费婚检服务。
    一位计生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以往弃婴扔给医院，现在大量扔向福利院。50天262个，以此推算意味着一年就有近2000个。如果不从源头上防控，光靠弃婴岛最后兜底，能有多大能量?”
    J认为，结合福利机构往年接收弃婴的情况来看，大病和残疾已经取代“计划生育压力”“重男轻女”等因素，成为导致弃婴行为的最主要原因。新生儿一些疾病如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等，若能及时得到手术治疗，治愈率也非常高，一些悲剧可以避免。
    业内人士认为，“弃婴岛”遭遇的尴尬，反映出我国大病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环节的某些不足。目前，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之外，我国政府又加大了对20种儿童重大疾病的保障力度，但一方面是政策覆盖的病种和实施的范围仍然有限，另一方面一些疾病的治疗费用高昂，即使在报销后对于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然而，与百姓缺钱看病形成反差的，是一些趴在账上不动的医保基金。在2014年广东省两会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林应武透露，截至2013年年底，广东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230亿元，其中广州市医保基金结余约563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L认为，弃婴岛试点应该坚持下去。阻止弃婴增加需要完善的大病医保制度，以及对病患者家庭进行帮助，尤其对残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建立残疾儿童免费康复和特殊教育制度，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
    3．2014年4月17日，30多名法学家和NGO组织负责人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就刚刚上路就命运多舛的婴儿安全岛问题展开讨论。
    婴儿安全岛在我国出现于2011年，石家庄婴儿安全岛是我国最早的试点，从设立之初就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岛鼓励纵容了弃婴行为，会引发弃婴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为弃婴提供了安全的空间以及获得救助的平台。
    在研讨会上，30多名学界专家几乎都支持婴儿安全岛的建设，“如果没有安全岛，这些孩子仍然会被遗弃，只是被扔到更偏僻的角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X说。
    婴儿安全岛在全国推广始于2013年7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的方案》，提出推广石家庄市婴儿安全岛经验，在全国各地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正是由此时起，婴儿安全岛引发了更广泛的热议甚至质疑。
    在2013年12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对婴儿安全岛问题做出正式回应。他表示，设立婴儿安全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也表示：总体来看，安全岛的设立利大于弊，安全岛设立以后，弃婴的存活率提高了70％～80％。
    与会者介绍：目前，河北、天津、内蒙古、江苏、福建等10个省区市已建成25个婴儿安全岛并投入使用，还有18个省区市正在积极筹建婴儿安全岛或弃婴观察救治中心。从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情况看，各试点城市的差异很大。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运行两年半来，安全岛接收弃婴人数不足200人，并未引发“弃婴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于2013年4月开展试点，至2014年2月仅接收4名弃婴。但是，广州、南京等相对发达的城市在短期内接收的婴儿非常多。
    南京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朱洪称：以往一年接收的弃婴大概在160人左右，但婴儿安全岛启用3个月以来，接收了近140名弃婴。为缓解压力，南京市社会福利院已将部分弃婴转到分院。朱洪表示，不排除南京“弃婴岛”也有可能因超负荷而暂停试点。
    相对南京，广州选择了较为“激烈”的方式：关停安全岛。有媒体质疑此举会对其他正在试点或筹备试点的省市产生连锁效应，更有专家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人手不够就贸然关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广州关停婴儿安全岛)如果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也不实事求是。”詹成付说，广州等人口聚集的城市能够率先试点设立婴儿安全岛，本身就需要很大勇气。他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能更加宽容地看待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及后续改革。
    民政部正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减少相关家庭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可能性。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短期内弃婴数量剧增，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尝试解决，比如通过内部系统向其他福利院进行协调等，“如果把这个人数剧增的时期挺过去了，后面可能就不会这样”。
    詹成付表示，民政部正在研究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定资助，并将协调当地资源，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予以分流，以减轻其运行压力。
    婴儿安全岛应该如何运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T表示，第一是应该将其常规化，第二要提高服务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Z则表示，国家接收弃婴，但并不意味着扔掉孩子的父母可以免责，所以婴儿安全岛应该接收哪些婴儿、哪些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岛上而免于刑责等都需要予以明确。
    4．自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此后很快就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并产生比较清晰的解决思路和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和方法。
    英国是最先完成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国家，以“贫困化”为鲜明特征的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也早已有之。英国早在1834年就制定了《济贫法》，提出了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是国家应尽的义务这一政治主张。
    在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救助安排方面，法国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一是法国的救助安排比较健全，几乎覆盖所有人群，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救助工作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二是法国的救助安排体系遵循独特的社会团结理念。除国家基本救助安排外。
    互助机构在健康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即使是国家基本保障，也并不完全由政府机构运作，很多业务都由协会或有关的社会性机构如失业保险机构来完成。三是该制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处处体现了人性化关怀和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在法国《社会保障保证法》中，开篇即强调“消除贫困是国家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政治的优先领域”，并明确提出“本法旨在保证所有人的就业、住房、保险等基本权利”。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其后不久的“罗斯福新政”催生出了美国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与救助体系。其中在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救助制度上发展尤为显著，这也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欧洲诸国，美国现行救助安排仍然具有明显的“福利性”和“政府主导性”。
    (1)失业保障制度。美国的失业保障制度已有70多年的历史，对失业群体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2007年，政府用于这一方面的开支超过550亿美元，这对于不少低收入家庭维持生计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失业者还可以参加免费技能培训，以便为找到新工作创造条件。
    (2)食品补助计划。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必需的营养食品，每年为此付出的款项达到500亿美元左右。目前美国有近3000万人有资格领取食品券，因此这些低收入家庭维持生计不成问题。
    (3)医疗补助计划。美国医疗费用非常昂贵。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有医疗保险，政府也提供部分医疗福利。但对于不少贫困家庭来说，看病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政府为解决这一难题实施了医疗补助计划，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福利。2007年，美国政府对贫困家庭和贫困儿童提供的医疗补助总额达2100多亿美元。
    此外，在住房方面，美国政府对弱势群体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从方式上看，主要是运用财政金融杠杆，依靠公共信用对抵押贷款进行保险或担保，结合使用补助、补贴和直接贷款等方式。而且政府还设有专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助以帮助他们购买住房的法律机构，而且执法相当严格。
    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响亮地提出，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基本民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在“十三五”的蓝图里，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
    这几年国家发展了，人民富了，但事物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可否认，现在仍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脱贫。作为个人和家庭，一时受困，可能一筹莫展，作为一级党委、政府，不能放任不管。
    前些日子，在山西霍州市发生这样一件事。一名农村学生忽患大病，医院要20万元住院治疗费，家长无奈，到市委求救。书记立即召集民政、教育、红十字会等方面开会筹钱。这时有人递上一张纸条：“这个举动不可，只我知道的，现周围就有患白血病的孩子五六个，如果都找上门来怎么办?望慎重。”现场立即引起一阵争论，救还是不救?书记说：“党和政府是靠山，群众有难才来找你。一个市领导却不能解决一个市民的困难，还要我们干什么?”当场筹足善款15万元，先行住院。但这事和这场争论也引发了他们对扶贫救困责任及制度的思考。市里随即出台了一个《城乡居民临时困难救助办法》，规定四类家庭：父母双亡、单亲亡故、父母一方卧病、本人重残的家庭可享受固定救助，遇有急危困难另有爱心捐助机制保证。县财政设了专项预算。
    近年来媒体上常讨论一个问题，街道上有人跌倒该不该扶?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问一下，所辖范围内如有人遇困，地区负责人该不该管?而经常碰到的回答是，太多，管不过来。这好像成了一个合理的挡箭牌。其实见路人倒而不扶顶多会受道德谴责，而政府见百姓困而不救，则是失职，是不作为。
    从原理上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党的传统上讲，《为人民服务》里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在新形势下，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要求得更具体：“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再从行政道理上讲，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管理社会，服务百姓，怎么能见危不救呢?封建政治家都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开发是最大“短板”。办法总比困难多，组织总比个人能。事实上，一个重危病人、特困家庭之类的事，绝不可能难倒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财力、物力和权力的一级党委、政府。社会发展不平衡，天灾人祸、特困个案难免发生，关键是用什么立场和感情来处理。不患贫困，而患麻木不仁、不闻不问。只要有春风，就能破坚冰。
    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民生工作思路。习近平同志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社会救助是一项保民生、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以法治方式不断推进。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要求各地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八项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并辅之以社会力量的参与。该《办法》还对各项社会救助作出了一系列新规定，首次将“救急难”“疾病应急救助”“临时救助”等方针政策纳入了法制安排。《办法》是我国第一部统筹各类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是我国统筹构建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标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答要求
2014年4月17日。30多名法学家和NGO组织负责人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就“弃婴岛”问题召开会议。假设你是中国人民大学与会人员，会议结束后，请写一份有关会议的汇报资料，供校领导参阅。
要求：内容全面，用语得体，忽略会议名称及汇报格式。不超过400字。
选项
答案 2014年4月17日，30多名法学家和NGO组织负责人齐聚我校，就“弃婴岛”问题召开会议。会议的具体议题汇总如下： 建与不建之争。弃婴岛在建设之初就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弃婴岛会引发弃耍潮；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为弃婴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弃婴岛有其存在的价值，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利大于弊。 如何运作安全岛。就该问题与会人员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呼吁社会各界宽容地看待安全岛试点及后续改革；二是协调当地资源，对弃婴多的福利院予以分流，减轻其压力；三是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定资助；四是将福利院常规化，并提高服务内容；五是明确对家长弃耍行为的刑责追究条件。 婴儿安全岛有利于保障弃婴的生命权利，不应该随意关停。然而，弃耍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安全岛，须从儿童福利制度上予以根本保障。政府要抓紧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减少相关家庭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可能性。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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