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一】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他们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给定资料一】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他们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admin2022-03-02  19
问题 【给定资料一】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他们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应的物价水平也是水涨船高。但基层干部的待遇却没及时跟上。现实中，基层干部因“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而辞职的事例可谓不少，他们肩负着“上要养老，下要养儿育女，供子女上学读书”等责任，生活压力大，买房、购车是奢望，实为“薪苦”。
    乡镇干部的提拔难问题也一直为舆论所关注。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易新涛教授曾撰文指出，南于乡镇党政机关处于“金字塔”底端，干部的层级低，领导职数少，就地晋升机会近乎零，越向上走，职位越少，竞争越激烈。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间走完个人仕途。
    而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在村组范围内根本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同时由于农民身份的制约也很难在公务员序列中寻求上升的空间和渠道。
    近些年来，大学生村官也存在上升渠道不畅的问题。有媒体在实地采访时发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完全是“零起点”，既无编制、工资作为保障，也无土地、人脉发展产业，3年时间想要干出成绩非常困难。有人直言：“3年后，我还要重新找工作，这么努力干什么?”
    (2)基层干部身处一线，是中国复杂国情的“亲历者”。中国各项改革任务都要靠基层干部去落实，各种发展目标要靠基层干部去实现。这要求基层干部应当享有与工作内容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但现实中，基层干部还普遍面临尊严缺失的问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上落实得不好。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他们权力最小，掌握的资源最少，能够动用的手段极为有限，却要为所有政策落实不力负责。一位乡镇干部反映：“出台一个好的政策不难，而要把好政策落实好，绝不是出台文件，然后层层落实文件那么简单。”中部某省一乡党委书记说，他要签订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许多责任状，哪一项落实不好都要被一票l否决，“感觉自己疲于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领导说啥就要干啥，落实不好还要挨批评，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感到有尊严”。
    除此之外，乡镇搞发展也面临很多部门制约，为了获取支持，乡镇十部不得不看很多部门的脸色，许多部门故意制造困难、吃拿卡要。一位基层干部说：“大家都是为民办事，我们办这些事又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部门摆摆谱不要紧，我们的工作都开展不了了，还谈什么尊严。”
    (3)某刊刊发《乡镇干部盼什么?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其微信读者留言上千条，以下是部分留言摘录：
    @冷暖自知：编制外的乡镇干部多得是，像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期满之后，直接转为后勤人员，干的一样的活，承担比公务员、事业编多几倍的工作量，领着比公务员、事业编少的工资，没有车补，只能看着他们加工资。怎么一个编就差别那么大，根本不同工同酬。
    @一杯空气：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先生也是。工作6年，两人分别在县城的两边，相隔50多公里，一岁的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尽头。我们每周只有单休，除去值班，一个月3天假。工作要做，家庭呢?孩子呢?待遇暂放一边，心里的苦可以不说，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期盼可以规范上班作息时间，让我们多陪陪孩子，这样才更有动力和激情去干好乡镇千头万绪的工作。
    @兰曦：人家好歹100来个编，我们4万多人的乡镇只有40多个编，刨去领导和借调的，以及不会电脑业务、能力跟不上的老干部，能干活的最多10来个。
    @杠精：我们乡编制资源紧缺，编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蚕茧站等一些部门职能已经弱化，完全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进行撤并，减少编制；而像是食品卫生安全等一些重要部门，却因为受编制限制无法增加人员。
【给定资料二】
    个别群众不顾法律和政策，遇事就闹，甚至催生出专业的“闹事团队”……时常有基层干部自嘲，说他们患了“恐闹症”。然而，也有群众表示，有些“闹”是出于无奈，正规渠道走不通，不闹问题就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个看似死结的难题，折射出当下基层治理的软肋。
    一位乡镇干部说，他们镇上有一位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出车祸去世。因对事故责任认定结果不满，她一直上访反映问题。后来，有关部门修正了原来的处理结果，依法给予其赔偿。至此，事情已得到解决，但她仍不断到镇政府闹事，要求政府为其子安排工作。
    “她经常在镇政府院子里连喊带骂，有时还躺在地上打滚，影响很不好。不得已，我们只能为她儿子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位乡镇干部坦言，因为上级机关对基层稳定工作有硬性考核，一旦出现越级上访就会被“一票否决”，他们这样做“也属无奈”。
    个别群众正是抓住了基层怕出事、怕事情闹大的心理，将“闹”作为争取利益的工具。因闹事可能尝到甜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闹事团队”。据媒体报道，2017年，河南南阳警方抓获了一个专业“医闹团伙”。该团伙在南阳多地主动介入纠纷、暴力讨债、充当“医闹”，为攫取非法经济利益，甚至聚众冲击党委政府，围攻公安机关，殴打执法人员。
    也有群众反映，有时候闹也是无奈之举。少数基层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漠视群众利益，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用“闹”来引起重视。
    G市某小区和另一片居民区交界处有一小块空地，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空地上打陀螺，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国家对居民住宅区噪音分贝数有明确规定，小区业主测得的噪音分贝数远远超标。我们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住宅，挥鞭声特别刺耳，窗子都不敢开。”小区业主李宏说。
    李宏和一些业主不断向区委书记、区长信箱及G市城管“百姓拍”App、市民服务热线投诉，城管部门的文字和电话回复均为：一是取缔缺乏有效法律依据支撑；二是打陀螺者均为老年人，劝解时情绪激动，担心出现危险。协商的结果是“晚上9点之前可以打”。
    正规渠道投诉了3个多月都解决不了问题，几十名小区业主在2017年2月和打陀螺者发生了正面冲突，最终经过派出所、居委会等出面协商，噪音扰民问题才得到解决。“我们都是想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也尝试了很久。但最终发现，闹才能解决问题。”李宏无奈表示。
    一些无理取闹的非法行为被一再姑息纵容，提供了坏的示范效应。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梅志罡说，如今，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越来越健全，但过去一段时期形成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流行病”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有的地方对稳定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少数干部在面对棘手问题时更倾向于“灭火”，助长了遇事先闹的歪风。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竹立家说，破解“不闹没人理睬，不闹石沉大海；闹就有领导重视，闹就有额外收益”的社会治理困局，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疏通群众问题反映、处置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依法处置”刚性约束。
    “应当明晰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完善基层考核制度，如遇因干部不作为而引发的群众不满，应对涉事于部严肃问责，但对诉求不合理不合法、违法违规闹事者，则要敢于‘亮剑’，提高其违法成本，追究闹事者的法律责任，避免形成示范效应。”陕西延安一位有多年乡镇工作经验的十部建议。
【给定资料三】
    2018年8月30日，Y市射阳县特庸镇码头村党总支书记张玉明正在党群服务中心，复查2018年来村里闲置土地的使用情况，“闲置资产用起来，‘三资’管起来，干群关系更加紧密，农村发展后劲十足，权力清单真正把小微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Y市启动“正风肃纪镇村行”专项行动一年多来，乡村振兴的“微腐败”得到了极大遏制，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
    作为传统农业人口大市，Y市有党员48．8万人，超过六成在镇村。“正风肃纪镇村行”专项行动，就是要重点查纠镇村干部在履行职责上存在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假公济私、优亲厚友，吃拿卡要、“雁过拔毛”等问题。
    173084．5元，这是阜宁县羊寨镇深查细纠基层“吃喝风”，累计清退的违规资金数。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羊寨镇要求所属村(居)对近三年的违规招待和用烟、土特产支出等情况进行自查自纠，有效遏制和扭转了“吃吃喝喝”的不良风气。建湖县把严肃查处作风问题作为深化专项行动的有力抓手，已对128名镇村干部进行党纪立案调查，责令12个违纪违规问题多发的村(居)党组织作出书面检查。2018年l至6月份，滨海县立案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76件，同比增长26．67％。
    镇村“蝇贪”，核心是各项涉农资金问题。专项行动通过常态化督查督办、市县联动巡察等，对突出问题从严从快查处，及时通报曝光。2018年以来，全市扶贫领域共查处31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1人，通报曝光扶贫领域案件36起，点名道姓通报96人。建成并用好“阳光扶贫”监管系统，通过信息比对、数据分析、智能预警，及时核实并清退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户9554户、22199人。
    农村资金、资产、资源如何物尽其用?在使用过程中如何保证公正透明，村干部在其中不会出现乱收滥支、侵占挪用、贪污私分等问题?衡量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成效，关键看三个“是否明显”：集体收入是否明显增加、干群关系是否明显改善、腐败问题是否明显减少。2017年以来，Y市将农村集体家底数据、交易数据、资金数据纳入一张网，实现县级交易服务中心、镇级交易服务站全覆盖，杜绝场外交易、暗箱操作。
    网下无交易、网上全公开。盐都区郭猛镇孙英村原初级中学对外租赁，底价8万/年，经过24轮竞价，最终以17．9万元／年成交，溢价率高达123．75％。“当时3名经营者参加投标，分别计划投资蒸汽砖项目、废旧钢材加工和家居产品制造。”孙英村党总支书记介绍，最终由家居老板中标，“公开交易不仅让村集体资产增值，还引来一个无污染的产业项目”。日趋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还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推动了强村富民。
    财权与事权、收与支、公与私“三分开”；预决算和支付管理“两集中”；一个信息平台对外公布；镇农经站、村监会、镇纪委“三条线”协同监督……响水县剑指村级资金管理混乱、账目不清，村干部公私不分、乱花集体资金等乱象，在全县推行“3213”村级资金管理制度，得到了村干部和群众的一致认可。
    亭湖区试点建立“农村用工管理系统”，以制度化完善用工申请审核、信息化实现联网监管、公开化实现用工阳光透明，试点镇2017年村级用工支出同比下降500万元。
    专项行动始终围绕农村基层案件易发多发领域，有针对性地向相关基层党组织提出专责监督意见，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和成果评估工作，并围绕权力行使的关键之处，强化监督制约措施。
    2018年4月初，Y市探索实施村(居)会计异村(居)任职。杨安平是东台市安丰镇五进村的一名异村任职会计。在他到任后，发现村里一个土地承包大户，由于资金链出了问题，村干部又碍于同村情面，没跟他追要土地租金，导致2017年年底没有跟群众兑付租金，群众反响较大。杨安平主动上门催缴，向大户讲明政策规定，顶住村里老干部的说情，及时追回了土地租金，并发放给群众，得到大家的一致夸赞。
    市纪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以前的会计听话，现在的会计敢于红脸较真。”家底清了，资产活了，误解也就消了，债务方面矛盾基本销声匿迹。可以说既筑牢了不敢腐的“高墙”，又浸润着不想腐的“土壤”，这更是对村书记的一种“保护”。
    2018年8月27日上午，在大丰区新丰镇仁北村村部会议室内，50多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村总账会计围坐在一个年轻小伙子身边，认真地听他讲“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村民关心的道路桥梁工程建设等内容，不时做着笔记……小伙子是大丰区村民代表选举出来的村务监督委员。
    过去村务监督委员大多既是村两委会成员，又兼任村民小组长等职务，“自己监督自己”。大丰区通过村民代表公开选举，产生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一个委员会通常由3至5人构成，一个专职监督主任。大丰区纪委负责人称：“所有村监委主任都由镇纪委会同组织办考核和提名任用，有效保证监的权威性。”
    盐都、射阳、响水、亭湖等地积极选优配强村级纪检委员，加强对村干部履职用权的监督。2018年以来，盐都区566名村居(站所)纪检委员，上报案件线索4条、协助上级纪(工)委查办案件35件，监督村内重大事项946次，全程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177次。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小红说，深入推进“正风肃纪镇村行”专项行动，是Y市立足实际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必须长期坚持，深入推进，要通过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严肃查处侵犯群众利益的“微腐败”，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廓清农村基层政治生态，给老百姓一个公道清明的乡村。
【给定资料四】
    (1)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几大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广州群防群治工作，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市平安建设促进会和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准备通过三年时间发动市民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工作，打造一支拥有80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这支群防群治队伍统称“广州街坊”。
    一个人、一部手机，不论在散步、买菜还是购物、健身时，都能执行“巡逻”任务，为社区安全助力。这就是海珠区凤阳派出所辖区试点的“凤阳守望台”的魅力。该平台借鉴“滴滴出行”模式，将治安管理需求变成“订单”，由群众来抢单认领，谁有空、谁参与，既不影响工作生活，又能服务社会、造福街坊，甚至还能获得一定报酬。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凤阳守望台”为群防群治工作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发现火灾隐患，第一时间拍照上传；面对高空抛物，戴上“红袖章”管起来理直气壮；小孩、老人走失，平台合力寻找；遇到不法分子，及时向警方报告……一个个“用户”分散在大街小巷，看似微小却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像一把把保护伞撑起邻里安全，守护万家灯火。目前，“凤阳守望台”注册用户已逾1400人，已执行群防群治任务6000余条，经测试，辖区接报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9．9％，还不乏7分钟抓捕在逃人员等案例，震慑力足，成效显著，使得“抢单巡逻”引来一片叫好。
    一支戴着头盔、红袖章、身穿鲜艳骑服、车头插上小国旗的骑队，经常穿梭在老仓库、石围塘火车站、岭南花卉市场等重点防控区域。
    据骑队发起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石围塘派出所如意社区民警刘少廷介绍，如意社区辖区面积约0．4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7000人，出租屋1200余间，其中外来人口占人口总数的近一半，治安环境复杂但警力相对不足。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想到了发动骑友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作为社区巡防的辅助力量。
    据了解，自2014年5月组建至今，这支骑队已经由最初的30余人发展到近500人，成员也从荔湾扩展到越秀、番禺、海珠等各区。每次上街巡查，他们一边骑行一边查寻沿途存在的治安、消防隐患。2017年2月和8月，根据骑队队员提供的信息，石围塘街联合石围塘派出所先后清理了一个“六合彩”和一个街头赌博窝点，一些小偷小摸和违章乱停等行为也大大减少。
    骑队还会定期在如意社区上门家访，看望孤寡老人，听街坊反映问题。2018年，他们还承担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社区宣传工作，挨家挨户派发宣传资料。群众力量的参与让石围塘街如意社区的治安形势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2017年该社区的案件数量下降近三成，入屋盗窃警情下降近六成。
    (2)据“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队员介绍，他们是一群无人机摄影的爱好者，组成了无人机摄影协会，在偶然的一次拍摄中发现了小偷，立马拨打110报案。
    自那天起，他们便在思考是否能为社会公共安全做点力所能及之事。在广州市全面号召“广州街坊”加入群防群治之际，该支队伍被黄埔区平安促进会吸收，打造成“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
    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地面群防群治力量在广场上空巡防安全隐患，如有发现，立马报备活动主办方，时刻保护广场上众多市民群众的安全。
    “为孩子们守护平安‘航道’，让社会充满爱。”永和街新庄小学的家长代表刘女十说。她是“广州街坊·家长护航队”的队长，成立队伍的五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在守护学生上学放学的“航道”。
    如今，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9人扩大到目前的近100人，从最开始的守护学生过马路发展到现在“承包”学校周边5公里治安巡防，从新庄小学出发，辐射到整个永和街道学校。
    78岁的童毓虞是厂后街58号的楼组长，作为仰忠社区“左邻右里平安巡防队”的一员，她和热心街坊挨家挨户对辖内30栋楼宇769户居民进行调查和宣传，为“社区微改造”建设打好了基础。慢慢地，社区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乱拉的线缆消失了，原本参差不齐的雨棚、防盗网统一翻新，一些楼宇重新粉刷，视频监控、微型消防站、治安巡逻岗亭也逐步完善。
    硬件问题改善了，但作为老旧社区的仰忠社区仍然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为此，社区成立了物业服务中心，征求全体居民意见后按“双过半”原则制定出物业服务方案和工作制度，而这一物业服务中心人员全部来自该社区，充分发扬了居民“主人翁”精神。
请根据给定资料，谈谈你对“恐闹症”的理解。
要求：
(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观点明确，条理清晰；
(3)不超过350字。
选项
答案“恐闹症”是指基层干部迫于硬性考核压力怕出事、怕事情闹大，在面对棘手问题时更倾向于“灭火”的心理。 一方面，有些群众纯属无理取闹，基层干部迫于考核压力，处理时违反原则、区别对待，以“暂时平复”作为处理问题的目标，从而对群众产生了坏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确有少数基层干部漠视群众利益，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用“闹”来引起重视。 要根治“恐闹症”，首先要明晰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完善基层考核制度，加大对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疏通群众问题反映、处置渠道；同时，对违法违规闹事者，提高其违法成本，追究其法律责任，避免形成坏的示范效应。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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