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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2013年两会,李克强
给定资料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2013年两会,李克强
admin
2015-05-11
50
问题
给定资料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2013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曾公开承诺,本届政府将削减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中的三分之一以上。随后的一年,政府部门掀起了一场简政放权“风暴”,贴切地诠释了“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据统计,截至2014年2月,国务院共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并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改革成果,国务院54个部门于近期还相继公布了目前保留的1143个行政审批项目,让“政府之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
向改革要红利已经成为上下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热议焦点。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政府职责边界不清晰,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可谓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
2.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3.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
“两个多月没法好好工作,随时都要请假外出办手续。”谈起最近买二手房过户时繁琐的手续,江西南昌市民刘莉莉深感无奈。她需要一次次向单位请假,跟原户主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除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还需要提供未婚证明,而仅这一项,她就在民政局和审批部门间奔波了数次。据南昌市公安局负责户籍办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昌市外人员若要办理户口迁移,“户口本、身份证、人户申请书、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需要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说。受访民众纷纷反映,在基层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时托关系、送礼已经成为“潜规则”,某些审批项目也成为审批部门权力寻租的“温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户籍、住房等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许多问题的末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上述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该加大放权力度,对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范围内事项不设审批项目。沈荣华说,一些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缩减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此才能真正减轻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使改革更加有的放矢。
“目前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予以重视,在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力求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态度来满足老百姓的诉求。”王伟说。他同时提醒,行政审批手续并不是越快越好。譬如户口一项,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按程序严格审批,防止假户口等违法行为出现,侵犯更多公民的权益。
3.在2013年两会后的11个重要会议上,李克强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出部署,其中9个是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9次会议敲定了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名单”,出台了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等措施,这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4.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职能转变的第一项就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可见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迟福林说。
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这也极为契合社会的广泛期待。目前,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目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对于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跑部前进”现象将有望消失,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从而阻碍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这次改革提出推进向地方放权,既要下放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也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在此之前,行政审批权下放已进行过成功实践。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暂时停止了20项行政审批的实施。
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当年年底,广东省取消约170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审批事项,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权让地方受益的同时,中央部门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估量分析及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方针、目标、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2013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
这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正是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也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政府强化行政审批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放权正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高小平则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将激发起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当然,这还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5.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自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赢得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果。
美国的经验表明,过多的政府管制,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管制,简单有效的行政审批手续,可以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约束经济领域的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攫取垄断收益、不正当竞争、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来牟取私利等行为。美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围绕着放松管制展开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放松管制取得成就的原因是由此而引入竞争,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6.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20世纪初开始的,先是在海运领域,后来也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天皇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国家法律建立,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更是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这样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机构就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经验表明,过多的经济管制,复杂的审批手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得不到优良的政府服务。根据周志忍教授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论述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改革方向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的作用,限制对民间部门的干预;二是民营化倾向,减少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当公用事业、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更有效时,就应该转移到民间机构去;三是自由化的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政府的管制活动尽量减少,以使市场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这种行政改革思想指导下,日本进行了管制缓和改革,在细川内阁时期,日本推行了管制改革。对经济性管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管制”的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革,就社会性管制,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了彻底调整。对需要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要严格审定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因而日本在管制和审批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通过中央政府作用来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试图依托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的改革。从日本管制和审批设置的过程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审批权几乎完全让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留下的审批权是微不足道的。
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7.2012年,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要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先做改革的排头兵。在此次改革试点中,广东要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省长朱小丹。南方日报:朱省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请您亲自给我们解读最近几年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省人代会上,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目前,这项改革在全省的推进情况如何?
朱小丹: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政府把过多韵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留给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所以,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2年以来,广东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改革事项目录共383项,其中取消197项,下放和委托130项,向社会组织转移56项,国务院批准我省先行先试调整100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停止实施66项,下放34项。虽然这次调整的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近一半,但并不表明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尚不具备调整条件的审批事项,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调整。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实际出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南方日报: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哪些重点领域?
朱小丹: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本省实际,这次我们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汪洋副总理多次强调,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攻坚性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容易压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因此,这次改革在取消、下放相当一部分投资审批权限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佛山、惠州、肇庆、揭阳、清远等地进行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是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管理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
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还保留了一些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次改革,要大幅减少这类审批事项,同时明确,在国务院规定的范围之外,不再增加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南方日报:中央政府主动“削权”,发布了第六批行政审批改革项目,而且还批准广东先行先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市场主体包括民间活力、推动科学发展的持久动力。您对此怎么看?
朱小丹: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两者必须协调配合、互促共进。汪洋副总理多次指出,改革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领先的制度优势。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广东依然存在。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而既得利益格局又制约着改革的深化。这样,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们之所以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府部门利益格局。政府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以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科学化、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据我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2012年5月实施以来到10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比2011年同期增加24.8%,这说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就是给全社会创造活力松绑。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往往把审批作为监管的唯一方式,认为取消审批就无法监管了。也有人担心,取消审批或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会出现管理“真空”,会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
朱小丹:事实上,“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然比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这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这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人,严监管”。或者说,政府管理方式要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取消、下放或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不等于可以削弱政府监管,相反要更加重视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审批事项调整后加强监管的意见,要求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分步实施,确保相关事项“转得出、接得稳”。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自律保障机制。
8.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政府之手”又不可太长,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务。
的确,这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理顺,市场的动力就难以有效释放。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各种政府管制、审批等限制性政策措施让企业难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
这是本届政府加快改革决心的体现。“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李克强总理清晰的界定着“政府的角色”。市场期待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出现三个倾向,一是需要警惕“权力的变相收回”,二是需要防止将政府的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承接,三是需要防止“二政府”的出现。政府要“放得开、管得住”——放得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管;管得住,就是要管住那应该管的,必须管的,还要依法管。事实上,只有把该放的放了,才能腾出手,把该管的管好。
当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下放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另一方面又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我们就能够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
9.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明确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 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9”中提到,“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请结合对这句话及“给定资料”的思考,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1000一1200字的议论文。
要求:
(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
(2)内容充实,论证有力;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选项
答案
怀揣壮士断腕决心抓好简政放权工作 “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而简政放权,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 “简政放权”是权力外放、自我革命的开拓者;是强化管理、保障民生的守护者。它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它能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激发内在活力;它能推动经济转型,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内需潜力,形成新动力。将该放的权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因此,抓好简政放权工作,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至关重要。 抓好简政放权,要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是完全取消行政审批环节,而是减少或取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提高必要审批的质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或管制模式,主要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在市场失效的时候,发挥行政审批的作用。缘此,我国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对必须由国家监管的公共资源应继续实行行政审批,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在能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则应弱化行政干预,减少或取消审批制度。 抓好简政放权,要鼓励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积极参与审批改革。公共团体、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等能够积极地帮助政府进行缓和管制以及审批制度改革。要在管制和审批改革中,充分发挥公共团体、行业协会的作用,要求它们独自进行管制或依照国家法令制定管制,重视地方自治、地方分权。监督政府的行为,为政策修正建言献策。通过国家和地方共同努力推进缓和管制,行政审批改革将取得显著成效。 抓好简政放权,要加强对行政管制和审批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随着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行政体制模式向事后检查监督型模式转变,审批、管制、许可证制度等与直接管制的有关制度发生了转变。政府如何积极制定明确的规则,使行政体制从重视管制执行向监督方面转变意味着政府的运作方式从全能型、主导型转为有限型、服务型。司法机关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探讨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其管制和审批制度进行重新监管显得非常有意义。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可以将有待于审批的项目范围、审批的内容、审批的程序、审批的责任等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司法程序对政府审批行为进行监督,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管,有利于提升政府的责任意识,提高行政审批的科学性。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李克强总理曾言:“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这预示着新一轮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各部门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和勇气,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才能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创造活力,才能逐渐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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