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古文曾经“辉煌”过,尤其是曾国藩与弟子重振桐城古文和湘乡派兴起之后,桐城义法在“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又溶进了“经济”(经世致用)一义,文章大有长进,变得清淡通顺得多了。可是,桐城古文生来就有一个致命弱点:拙于说理。它规矩多,戒律严,格局一

admin2014-10-27  42

问题    桐城古文曾经“辉煌”过,尤其是曾国藩与弟子重振桐城古文和湘乡派兴起之后,桐城义法在“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又溶进了“经济”(经世致用)一义,文章大有长进,变得清淡通顺得多了。可是,桐城古文生来就有一个致命弱点:拙于说理。它规矩多,戒律严,格局一定,篇幅长短一定,用字范围一定,句法排列一定。它要纯不要杂,即所谓的“雅洁”。吴汝纶说过“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就是说遇到“真"“洁”两者不可调和之时,宁可“失真”,也要 “保洁”,干一种“削足适履”的勾当。在此等“义法”之下,理怎么说,论怎么述?其实,曾国藩也看到这个弱点,承人“古文无施而不宜,惟不宜说理也。”曾派弟子薛福成、郭嵩焘由于出使欧洲,接受过西文的影响,行文兼采西译词语,文章辨析精微,以说理透彻见胜。但他们这一支,只算是桐城古文的“异教",并不为谨守“家法”的大师们所容忍。如此一个拙于说理的文派,恰巧遇上了需要政论文的时代,怎么不大难临头呢?
    当年的精英人物最初没有不追随桐城文派的,后来在时代大趋势的促动下,乃纷纷另觅新途。虽说新途,但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习惯于熟门熟路,所以最初都是向后看的,试图从古代文体的武库中选择相宜的文体来应付时变,于是乎一时之间“长于言理”的魏晋文章就成了共同的选择。在追踪魏晋文风以求革新的一途中,以章太炎及其门生影响为最大。
    魏晋文章固多精审,能与桐城古文抗衡一时,但此种文体毕竟是历史的陈迹,文章自然演化的必由之路还应着眼未来。当此之时,以梁启超为杰出代表的“报章文体”应运而生。此种文体桐城派所禁约的佛书名词、诗词的典故、日本的新名词皆所不避,信笔写来,舒徐自如,谈政议政,雄辩惊人,以“常带感情”之笔锋,述写“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一纸风行,海内耸动,天下文风从此一变,桐城家除了叹息之外,无所措其手足了。
    新文学史家把桐城文派被驱逐出文坛之事全部归功于新文学家,这未免有欠公正。其实在新文学家们起来推倒“桐城谬种”之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早就给桐城文派以沉重打击。
下列说法中合乎文意的一项是:

选项 A、桐城义法主张写文章应注重“义理”“辞章”“考据”,湘乡派又为义法融进了“经济”一义,使桐城古文再现辉煌。
B、魏晋文章取自古代文体的武库,因而它不能与桐城古文抗衡。清末的精英以此作为“新途”是根本错误的。
C、有些曾派弟子接受西文影响,使文章辨析精微,说理透彻,想以此来挽救桐城文派,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D、新文学史家把桐城文派逐出文坛,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对文意的理解。B项“不能与桐城古文抗衡"错误,文中“一时之间”长于言理的“魏晋文章就成了共同的选择”。表明短期内魏晋文章盛行超过了桐城古文;B项,曾派弟子文章辨析精微,说理透彻,但志不在挽救桐城文派,也并未被谨守“家法”的大师们所容忍;D项,由文中内容“新文学史家把桐城文派被驱逐出文坛之事全部归功于新文学家,这未免有欠公正。”可知,是新文学家以及多方因素把桐城文派驱逐出文坛,而不是新文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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