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用其他语言作答不得分；作答时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铅笔作答不得分。 2．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12月20日上午，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

一、注意事项 1．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用其他语言作答不得分；作答时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铅笔作答不得分。 2．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12月20日上午，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

admin2012-03-19  34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用其他语言作答不得分；作答时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铅笔作答不得分。
2．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12月20日上午，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广州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与小区约50名业主代表面对面交流。在业主居民多次以“散步”的方式，对在人口稠密区建垃圾焚烧厂表示强烈抗议之后，政府与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公众，终于坐下来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沟通对话。
   谭应华在会上表示，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停止。“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他同时表示，今后所有有关民生的重大项目，一开始就让大家都参与。
   “我们可以发现，在理性平和的互动协商中，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同时，在理性平和的互动中，双方也都改变和提升了自己”，中国社科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说，“不只是政府改变了‘我说你干’的工作方式，业主居民也从一开始单纯反对建垃圾焚烧厂，逐步想到生活垃圾如何科学处理、垃圾分类等实质性问题，以至逐步参与到了社会管理的决策过程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回到了基层和社区。与此同时，公众对公共服务产品“质”与“量”的要求也大幅提高。这些都导致政府难以再包办所有的社会管理事务。
   “社会管理不光是政府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就能办好的事情，而必须要吸纳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并与之互动、协商”，单光鼐说。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祝灵君认为：“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不是单向的‘给’与‘取’的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是彼此间‘问，与‘答’的关系”。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直至目前的一些做法，都显示出社会管理决策与民互动、协商的大趋势。
   2．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观察，当前社会客观存在一些特殊人群。部分专家提出，对这些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应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
   比如，刑释解教人员。尤其是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姓名、身份、住址不明的刑释解教人员，基层党政组织、政法单位、群众自治组织应建立必送必接和有效安置机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可试点建立过渡性安置基地，目的是积极解决他们在就业、生活、家庭方面的实际困难，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再如，社区矫正人群。按照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建立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要求，一些刑期较短、改造较好、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服刑人员应被纳入社区矫正。
   而对不在学、无职业青少年、流浪乞讨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青少年群体，各政府相关部门应尽量解决其就学、职业培训问题。
   同时，对流动人口，各地应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落户条件，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祝灵君说，一些地方党组织纷纷出台关心流动人口的新办法，如“流动党员亮出身份”(深圳“南山模式”)，“建立农民工关爱之家”与“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困群众结对子(四川“高坪模式”)等。“实践证明，哪一级党委政府处理好了流动人群的问题，那里社会稳定就能得到保证”。
   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主题是经济建设，后来发现社会管理是一个短板。他说，这几年社会矛盾很突出，一直呈高发事态，若得不到重视、解决，就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2011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社会管理提出了8点意见。在这8点意见中，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放在了首要位置。
   这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汪玉凯表示，这也预示着社会政策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其中，社会组织尤为引人关注。而在汪玉凯看来，对社会组织，既要引导，不让它放任自流，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同时也要发挥它的作用。
   然而，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却仍面临不少困境，尤其是在双重管理体制之下，社会组织由于难以找到主管单位而普遍存在注册登记难的问题。当前，中国不少社会组织都无法获得民政部门的登记，因而大多采取工商登记的办法注册为企业，此外还有不少组织则在监管之外，没有合法身份，能获得的资助也非常少，这给他们开展公益服务带来了障碍。
   一位专注艾滋病预防和教育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在他看来社会组织可以做许多政府无法完成的事，比如获得艾滋病患者及潜在患者的信任，向他们宣传如何防艾，并说服他们去进行艾滋病检测。在这一行动中，社会组织可以成为连接患者与政府疾控中心的桥梁。然而，当前政府对这一桥梁却是限制多于鼓励。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呼吁给社会组织更开放的空间。他说，社会组织建设在未来必须实现几点改革，如降低门槛，由挂靠和审批制度转为注册和登记制度，政府把社会组织管理的重点放到对其运行的监管上。此外，需有序地转移政府职能，让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通过合同出租或购买，让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治理”。
   4．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从吃不饱肚子发展到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受人欺凌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绩世界瞩目。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出现。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水平，但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介绍，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弱化，而新的社会管理网络还不够健全。另一方面，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等领域的社会矛盾易发高发；因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随着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预防和处置矛盾的难度明显加大。”
   事实上，社会管理创新也不是个新鲜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更是提出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等专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把社会建设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5．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管理的成功做法和基本经验，就是“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
   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6年位居各省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连续10年居各省区第一；2011年浙江社会公平度指数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群众安全感满意率继续高居全国前列。
   前些年，浙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发展的实力和动力依然强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原因恰恰在于，浙江一直把支持人民群众干事业、干成事业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根本之举，大力推进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均衡性和普惠性不断增强。
   “民本经济”是以民为本、立足全民创业、着眼民众富裕的经济。这里的“民”，是指劳动大众、人民群众。这里的“本”，是指民众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主体、基本动力，民有、民办、民营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基本形式，民享、民富、民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基本宗旨。
   “民本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浙江经济长盛不衰、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在2006年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当中，浙江有188家企业入围，占全国的37.6%；在全国1000家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中，浙江占198家，总数居全国第一。浙江“民本经济”的极大发展，主要得益于全民创业。全民创业不仅给浙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浙江的经验表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是广泛深入动员全民创业、共同创造财富的过程，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推动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实业家、老板和市场经济“弄潮儿”的过程。
   按现有人口计算，目前，平均每19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这样的经济结构，是实现富民强省和构建以中等收入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6．“以前是群众怕村干部干事，现在是怕村干部不干事”。老百姓态度的180度转变，让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党支部书记何荣伟感触很深。转折点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后陈村位于武义县城乡结合部。过去，由于村务管理不透明，重大决策不民主，一度造成村内矛盾重重，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上访不断，后陈村成为“烫手山芋”。2004午，武义县率先开展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村务监督特别是村级财务监督。
   村里每年的固定收入由2004年的20万元提高到2010年的260万元，40余名村党员干部实现6年“零违纪”，6年来一直保持“零上访”……随着监委会的成立，后陈村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最让何荣伟欣慰的是村民对村两委和村监委会等村级组织的信任。“村两委已经顺利完成了3次换届，去年年底的换届，村两委成员一个没动，全部高票当选，一次通过。”何荣伟说。
   “监委会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武义县委书记江跃进说。“有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不仅增加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与理解，也使村干部能在阳光下理直气壮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武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吕文革说。
   诞生于后陈村的“监委会”种子迅速走出后陈村，在浙江全省开花结果。目前，浙江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通过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省农村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为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开辟了新途径。”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任泽民说。
   7．“枫桥”在哪里?在浙江诸暨市的版图上，枫桥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镇。但是，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
   “发动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20世纪60年代初，由枫桥人创造的这条“枫桥经验”一时风靡全国。
   48年过去，“枫桥经验”是否风采依旧?“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浙江历届党委、政府始终高举“枫桥经验”的旗帜，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发生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在诸暨，一张组织严密的“大调解”网络已经形成。诸暨市委书记王继岗介绍说，诸暨市的大调解组织网络覆盖市、镇、村，而随着医疗、交通等领域的专业调解机构的成立，社会和谐有了更坚实的“稳定器”。
   “诉前劝导、调中指导、调后监督，联合调解模式不仅缓解了法院审判执行压力，而且减轻了老百姓的诉累，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诸暨市人民法院院长潘浩介绍说。在诸暨市，规范化的联合调解模式实现了调解工作从立案、审理、执行、申诉、信访等环节的全渗透、全覆盖，从2008年10月以来，一半以上的案件都是通过调处结案的。
   “医疗纠纷曾经让我们非常头疼，经常夜不能寐。”诸暨市卫生局局长袁岳军回忆说。但从2008年12月以后，袁岳军睡上了安稳觉。这个变化，源于专业化的调解组织——诸暨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成立。
   “医调会以独立的‘第三方’角色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立场保持中立，在医患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为医患双方提供了沟通、协商的平台。”诸暨市医调会负责人斯友全对记者说。自2008年年底成立以来，医调会共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450件，已调解成功427件，调解成功率达96.8%，调解结案后医患双方对调处结果无一反悔。
   社区是各类社会群体的集聚点、多层利益的交汇点和多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在杭州2924个社区中，活跃着一支2万多人的“和事佬”队伍。“常在小区走一走，常到楼道看一看，常进家庭听一听，看到陋习说一说，碰到纠纷劝一劝，遇到困难帮一帮。”“和事佬”成了社情民意的“气象员”和民间纠纷的调解员。“身边人掺和身边事，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维护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叶明说。
   “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枫桥经验”，正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预防在先、疏导在先、排查在先、调解在先”，2010年，浙江全省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成功调解矛盾纠纷38.8万件，调解成功率97.7%。
   8．“现在交通、通讯越来越便捷了，但干部与群众直接面对面、手拉手的机会反而少了，群众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准确传递、及时回应，使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真空。”舟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兵对此深有感触，“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的抓手在哪里?2007年，舟山率先提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在不改变乡镇(街道)、社区(村)格局的前提下，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服务和管理为原则，以自然村和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对应每一个网格内的群众，设置服务团队，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网格”的力量有多大，舟山市东港街道葫芦岛的居民感触最深。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且均无社保和退休金，拥有一家托老所是岛上居民的梦想。网格服务团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反映情况，上级网格办公室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给老人们修建了一所全市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网格服务团队是撤不走的服务队。今天，“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不再是舟山的专利。目前，浙江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和98.1%的村、98.3%的社区已推行网格化管理，共建立网格30.4万个，组建服务团队9.6万支，覆盖企业和基层单位21.7万家，一张张民情沟通之网、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正在形成。
   9．“有难事找工会，要维权找工会。”在义乌，工会已成了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娘家”。
   2000年，义乌市总工会在全省率先设立职工维权的专门机构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以工会为代表的维权活动开始大显身手。截至2010年底，共受理投诉案件4708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出庭诉讼代理317起；已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39万元。
   “我们正在寻找维权新视角，尝试以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维权抓手，通过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将职工的权益诉求、工会的维权主张融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之中，达到‘维权前置’的目的，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维权的主动性。”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说。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试点推行后，列入试点的近百家企业劳资纠纷下降40%。
   劳动合同签订率100%，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100%，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率7%……在宁波，这是企业获得“和谐企业”的硬杠杠。“和谐企业”是企业最为看重的金字招牌，但是，要拿这块牌子并非易事：宁波市评选和谐企业有一整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在《宁波市和谐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里，分为企业发展、劳动关系、环境关系、社会关系、企业文化5个一级指标和37项二级指标。其中，劳动关系是重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工资收入、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劳动保护等职工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占据分值比重最大。与此同时，和谐企业评选实行“一票否决制”，企业凡出现违法使用童工、发生严重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严重污染环境事故、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等，均被取消和谐企业的评定资格。在和谐企业评选中，职工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职工满意度测评在85分以下的企业，不得申报市级和谐企业。
   据统计，浙江目前已有全国模范和谐企业23家，省先进和谐企业355家，市级先进和谐企业4000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浙江已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构建长效机制的努力。
   10．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正在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走出一条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时代特征、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管理新路子。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宋光宝表示，面对当前多元复杂的社会形势，只有把社会管理创新提到检验和衡量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及科学发展水平的高度来对待，才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从而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给定资料4中，有专家认为“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准确、简洁、有深度，字数不超过300字。
选项
答案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发展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增长。一方面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另一方面，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因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土地征用与拆迁、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的中国急需增强社会发展这块“短板”，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满足人们不断增强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需要。这既是当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新要求。
解析 材料4中交代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也频发。党的十七大和最新的“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干中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强调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性，考生需要结合材料分析为什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如此必要，这既有直接现实问题又有深层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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