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众多海外专家学者和媒体持续聚焦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

给定资料 1．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众多海外专家学者和媒体持续聚焦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

admin2017-05-05  45
问题 给定资料
  1．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众多海外专家学者和媒体持续聚焦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议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韩载振博士说，中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将推动经济增长，这无疑将增加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也将有助于社会安定。社会安定，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对政府来说，实施各种政策将更有效率，自然会进一步推动民生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达维德.库奇诺认为，中国政府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职能将有助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提高资源和资本的使用效率，鼓励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
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表示，中国政府非常注重转变政府职能并提高行政效率，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上海建立自贸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将为探索政府转变职能提供新的路径和模式。中国政府决心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更加透明的市场。我相信，中国人民将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
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兼总主笔钱丰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来，国务院一些部委进行了撤销和合并，中央也把不少的权力有序分批地下放给地方，让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着手政改的决心。他相信如同创造了经济奇迹那样，中国将再次创造一个政治奇迹，向世界诠释政治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阿根廷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迪说，30年前，中国转变政府职能，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市场，由此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和资源红利。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中国政府迎来第二次职能转型，由此产生的新的投资机会和更好的制度环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沃拉萨•玛哈他诺博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成功转变职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与其他不同体制国家在各个层面的交往，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也会为类似体制的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保罗.达西博士表示，作为新一轮改革试验田的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给了那些对中国经济改革充满信心的人充分的利好预示，而这一改革也更广泛地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经济将更具有竞争力，将进一步促进创新、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
2．2014年4月29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正中接受记者专访，并应邀做客人民网，围绕政府“乱作为”问题，畅谈他的观察与思考。
记者：如果用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标准来衡量，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乱作为”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
许正中：根据我的观察，政府乱作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创利冲动，与民争利。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创利冲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正面作用，能够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中已经培养出大量的市场主体，但政府创利的惯性停不下来。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一个公司，经常与企业争利，也就是学界常说的“政府公司主义”。如果市长还是越来越像总经理，书记越来越像董事长，不去维护公正，反而与民争利，自己把好挣的钱挣了，就是典型的政府乱作为。
二是政府任意设租，本来是该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具体表现为政府大量审批项目，该审批不该审批的，都要经过审批。市场瞬息万变，市场主体要取得成功，其变化的速度一定要超过对手。但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审批制度，给企业竞争戴上了“枷锁”。凡事等着经过政府审批再行动，黄金的决策机遇就变成了明日黄花。在以“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智慧工程)为支撑的信息时代，错失创利机会就是最大的损失。
三是该政府做的却没做好，造成所谓的“公地的悲剧”。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人的健康、人的安全，制定统一的福利标准，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素质等。但在这些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有些实际上不是人们想要的，政府却偏要给你提供。比如，有个地方县政府两次发文摊派香烟销售任务，还有个地方县委和县政府出文件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担保”。
记者：按照通常的理解，政府乱作为就是政府做了本不该做的事。如果这类情况蔓延，对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许正中：政府乱作为的危害，归纳起来大概有五个方面：
第一，政府与民争利，扰乱市场秩序。政府设租寻租，不该政府审批的，却设置了很多审批事项，束缚市场的手脚。不该补贴的事、不该补贴的人、不该补贴的时候，却无原则地给予补贴，打破原有的利益均衡预期，扰乱社会利益机制，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损耗。
第二，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压制市场活力。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激励其他市场主体去创业。如果越俎代庖，扭曲资源配置，本来应该是企业做的，政府却要去创利，人们就会围绕利益再分配“打转转”，使得社会失去创新、创业、创富的动力。
第三，容易导致政府失去公信力。现代社会，政府信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更是一种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社会资源。政府的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政府失信将导致社会的混乱。
第四，政府行为失当会积累风险，而不是化解风险。现代政府应该是责任集中、风险分散，而不能是风险集中、责任分散。政府要给国民一个长期的良性预期，不能形成逆向的道德选择。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运行中不是有效地化解风险，而是不断地积累风险，容易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一些地方，连上访都变成了一个“黑色产业链”，对于一些缠访、闹访行为，政府为了息事宁人，本来不该鼓励的却鼓励了，结果形成“不闹不给，小闹小给，大闹大给，胡闹乱给”的怪现象，这也是政府乱作为的不良后果。
第五，把政府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工作，变成经常性、个体性的工作，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必然导致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市场是天然的公平派、天然的竞争派、天然的创新派，假如把这三个天然机制给破坏了，把最灵敏的市场机制扭曲了，大家都盯着再分配领域，只顾着分利、分红，到头来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3．2014年6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抖出一个“笑料”：一些审批事项，设立8年来竞连一次申请都没受理过!而这个“笑料”，却没有让人感觉愉悦，反而凸显出问题之艰、改革之难。
一位宏观策略分析师表示，投资领域一直是审批重点和改革难点，现在国内的投资项目大部分还是靠行政审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减少投资审批事项为重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直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投资审批体制直接反映我国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化程度。过去很长时间，政府对企业投资审批标准过严、面过宽、裁量过泛，使得社会资本难以进入一些前景比较好的领域，既制约了有效供给，又闲置了宝贵的社会资本。改革投资审批体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然而，有关部门相继推出的旧36条和新36条，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但其落地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政府行政审批权限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在没有对审批权做减法和除法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加法和乘法就很难做出来。
“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实际上是切实落实企业投资的自主权。”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黄民认为，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遵循三个思路，即以简政放权为主线，以制度创新为支撑，以纵横联动、协同监管为保障。
削去政府伸向企业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了数字速度、忍受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最需要的一大支持。而中国如果想要摆脱一直伴随经济发展的审批制度的掣肘和束缚，当前面临的诸多阻碍和难题却很难轻易得到解决。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早于1998年在深圳启动，而国家层面是在2001年全面展开。十几年来，从国务院层面讲，原来有40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后来分五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000多项。而从地方来看，现在县级以上的行政审批大厅已经建立了4500多个，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但是，改革到现在，在行政审批方面问题还很严重，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施政，所以还得继续改。
政府审批的面太宽，事项过多，审批时自由裁决权太大，有时候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容易发生权力寻租。在汪玉凯看来，政府管理的事项过多，审批的门槛高，行政许可改革不够，应该让给市场的还远远不够。和医疗改革、土地改革不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每减少一项审批就减少了一项权力。“这就像一个人右手拿刀砍自己的左胳臂一样，割自己身上的肉是十分痛苦的。”汪玉凯用了一个较为血腥的比喻。
4．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目前政府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不断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让行政权力在合理的区间运行，才不会因为管空了或是管多了而让人觉得“可笑”，这也正是改革的深意所在。
光靠政府自身改革，很难避免低效率的重复。一次政府改革，从表面上看是机构的变化和人员的调整，但其背后是权力格局的再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比较普遍的状态下，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部门的抵触。因此，须避免行政审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走过场的现象，比如有些表象的权力让出去了，可能最本质的权力还在手中。
“中央改革决心大、动作大，但一些地方对改革的担心多、动作小，跟进不力。国务院部门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地方政府截留，出现了‘肠梗阻’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在“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坦言，当前，政府部门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中，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含金量低的事项取消和下放，对含金量高的抱着不放，有的是‘卸包袱’，只把管理难度和责任大的事项下放。”
除了改革的落实环节，谈及当前简政放权的新问题，杨克勤还强调，当前部分下放事项转移承接的难度较大，有的事项从改革要求看，应该尽快移交或下放，但由于相关承接单位在人员编制、承接力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短时间内难以承接。“例如，把规划职能从市下放到区，但是区一级没有规划专业人才，没有能力做好规划。”此外，在市场监管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放管脱节”现象，对加强市场监管研究不够，办法不多。“很多部门和人员长期习惯通过审批和处罚实施管理，现在审批事项减少了，行政处罚规范了，就不知如何管理，也不愿管理。有些领域的监管力量不足，有些领域的监管体制不顺。”
杨克勤坦言，“在市场监管方面，我国现有500多部涉及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政出多门，彼此不协调，造成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并存的后果。”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一位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过前几轮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剩下的就是“硬骨头”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要方面，越到后面，改革的难度越大，涉及到的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公平正义受到干扰，就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给政府公共治理形成巨大的压力。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框架下，政府自身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仅仅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估计很难推进。要把政府自身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等进行整体考虑和整体推进，特别要有上端改革的配合。
一位长期研究行政体制的学者告诉记者，“十几年来，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下放的项目不少，取消项目也不少，但从企业方面来讲好像政府干预是越来越多，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改革的真实性。这些年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政府合作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微观。”在上述学者看来，之前改革没有专门针对一些部门的利益，但是整体上还是取得一定成效。这是大的环境问题造成的，当然也没有提出让市场占主体地位，具体表现为政府过于强势。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断干预，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这是我们改革的任务”。
5．2014年4月16日，彭公颖申请办理的旺农生态科技养殖专业合作销售原生态野猪肉、无公害蔬菜的营业执照仅仅用8天时间就批复下来了。过去，农民要想办成一件事，要等十几天甚至几个月，而如今，随着十堰市郧西县农村“便民服务超市”的延伸，百姓办事随叫、随到、随办。
郧西是一个集老、少、边、山于一体的贫困县，该县95％左右属于山区，最远的村民小组距乡(镇)政府驻地有70多公里，一些偏远山村的群众到乡镇办事，来回要走十几公里。比如该县的湖北口回族乡桃园沟村与陕西镇安县交界，离镇政府近60多公里，该村村民到乡政府办事要先经过陕西省镇安县的茅坪镇，再经过该乡的湖北关、泗峡口、虎坪、龙王滩等4个村，往往因为不熟人、不熟路、不熟办事程序，找到部门又无人办事、办不了事，常常为办一个证、盖一个章、签一个字来回跑，既跑“冤枉路”，又花“冤枉钱”。
2010年，郧西县委、县政府开始在全县推广实施“有困难找干部”活动，破解了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困扰乡镇机制运行的多个难题。他们先从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人手，对全县行政结构进行重组，优化行政流程，使基层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近年来，该县着力围绕“环节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工作目标，拓展便民服务领域，在全县18个乡镇(场区)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在286个行政村(社区)建立了“五务合一”的便民服务室(代办点)和18个流动巡回式的便民服务直通车，为百姓提供“一个窗口、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办结”的快捷服务。同时，该县还向百姓发放了印有代理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代办事项等信息的“便民服务卡”，彻底拆除了群众和干部之间的“隔心墙”。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国土、村建、林业和农业、广电、惠农政策和农村财务、群众接待和咨询监督等服务窗口。制定有便民服务流程、首问负责、限时办结、上门服务等制度，实行8小时工作制、24小时值班制、节假日不放假等制度。该县的湖北口、关防等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还在逢集之日提前1小时上班，推迟1小时下班制度，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一站式”办公、不离大厅就能把事办完的工作效率。
“五务合一”的便民服室(代办点)主要是村两委党员干部负责收集百姓意愿，把百姓需要办理的各种生产生活等服务、审批事项，可备齐有关手续委托村代办员到乡镇为民服务中心代为办理，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没有办理权限的，再转由乡镇到县便民服务大厅限期予以代办。代办事项涵盖生育证、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土地使用证等20多个项目，40多个小项服务，服务中心均设立代办直通车，对特殊事情由乡镇安排专人到村、户集中办理或专门办理，并实行代办员轮流坐班制度，确保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规范的服务。
流动巡回式“便民服务直通车”以村级活动场所为主要办公地点，以县、乡镇干部为主体，为农民群众免费提供民意收集、卫生计生、婚姻登记等30多个方面服务项目，在流动巡回“便民服务直通车”开架陈列，深入各村巡回开展，让农民自选所需服务，再由“便民服务卡”上标明的党员干部负责提供现场咨询或跟踪服务，让百姓在办理各项生产性和社会性事务中减少办事环节，节约办事成本，方便生产生活，真正实现了便民服务无缝对接。
“我们在农村建设的‘便民服务超市’绝对不是搞花架子，要真正把方便让给群众，把麻烦留给干部。”郧西县委书记胡俟如是说。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该县已向百姓发放“便民服务卡”9．2万张，收集民意20余万件，共为百姓提供科技、信息等服务17980余次，为4890名百姓解决生产生活难题，为群众代办营业执照、户口迁移等事项2640多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920多件，办结率达98％，投诉率为零。拉近了党和政府与百姓的距离，融洽了干群关系，同时也有效遏制了无证建房、无证结婚、无证生育等不法行为。
6．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拉开了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大幕。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着力推进改革，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变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变一照一址为一照多址……“如今再去工商部门办事，很多繁琐的程序简化了，成立一家企业最快3天就可拿到营业执照。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某企业外事部经理郭有强说。实践证明，要让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要为其创造相应条件，特别是政府能够顺势而为，摆正定位，有的放矢。正是由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使成千上万的“郭有强”受惠。
为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简政放权”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当头炮”。自2013年5月17日以来，国务院先后五次下发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决定取消下放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并先期取消一批准人类专业技术职业资格。
为确保改革的纵深推进，国家还对审批事项进行了大起底。2014年2月20日，国务院决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并最终形成了1235项审批事项的总清单。总清单的公开，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底数，为深化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取消和下放的权力谁来承接?如何承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我们已然形成这样的共识：政府退出是改革，社会承接也是改革。只有坚持到放、管“两手抓”，才能确保改革“蹄疾步稳”。
2014年5月，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推出“车检新政”，明确要求公安、质检等政府部门及下属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一律不得开办检验机构，公安民警、质检部门工作人员及其子女、配偶不得参与检验机构经营。作出如此规定，旨在推进车检机构社会化，但为了确保车检社会化之后的规范有序，“车检新政"还强化了车检机构的主体责任，要求建立车检质量监督追溯制度。
实践证明，瘦身，更要健身。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政府当“甩手掌柜”，而是要把重心放在营造法治环境、健全公共服务等方面。“健身”的方向应该是群众的意愿：“健身”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百姓。
“门难进、脸难看、人难找”，这是过去老百姓对政府办事窗口的印象。为此，浙江宁波市建成了以市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13个县(市)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为主体，部门专业服务中心和街道(乡镇)便民服务站为补充，覆盖城乡、功能明确、门类齐全的窗口式行政服务体系。同时，大力推行“一章结(盖章)”“一费清(收费)”等20多项服务举措。
与此同时，我们更欣喜地看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一种趋势。近年来，江苏南京鼓楼区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迎来大发展，近50家社会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承担了该区公共卫生、居家养老、环卫保洁等多个民生类公共服务。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3-4”谈到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一些情况，请根据“给定资料3-4”，分析推动行政审批改革存在的问题。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深入，条理清晰。不超过500字。
选项
答案我国推动行政审批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惯性。具体包括： 一是改革真实性不足。政府过于强势，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微观，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行政审批权限约束不够，自由裁决权太大，程序不规范，审批过宽、过多，改革不够，落地效果不佳；地方政府对改革担心多、动作小，跟进不力，会截留国务院部门下放的一些权力，存在有选择性的放权和走过场现象。 二是改革动力不足、压力较大。行政审批改革是自我革命，减少审批就会减少权力，改革缺乏动力，不仅困难，而且会引起部门抵触；改革越到后面，难度越大，矛盾越复杂，一旦干扰公平正义，会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形成巨大的公共治理压力。 三是改革方式不当。政府改革是权力格局的再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状态下，光靠政府自身改革。只在行政体制内进行，很难避免低效率的重复。 四是转移承接难度较大。相关承接单位在人员编制等方面存在不足，无法在短时间内承接某些应该尽快移交和下放的事项。 五是存在“放管脱节”现象。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政出多门，不协调，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并存；一领域监管体制不顺、力量不足，一地方和部门对监管研究不够、办法不多。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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