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萦绕人们耳畔的教育主题词很多，从“普及”“跨越式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到“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扩招”“大学城崛起”等，教育领域“发展压倒一切”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

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萦绕人们耳畔的教育主题词很多，从“普及”“跨越式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到“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扩招”“大学城崛起”等，教育领域“发展压倒一切”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

admin2013-05-03  39
问题 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萦绕人们耳畔的教育主题词很多，从“普及”“跨越式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到“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扩招”“大学城崛起”等，教育领域“发展压倒一切”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实中已经产生的教育公平问题。
    200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就民众的教育满意度问题，在10个大城市、7个小城镇、8个县的农村地区进行过5000多个样本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育公平”在诸多分类指标评价中分值最低，民众对教育公平方面的改革期望，较为集中的是改善中小学“择校热”、坚守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众多家长深感切肤之痛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事实上存在，对培养“人才”的片面追求产生了误导：教育对“才”的关注日益取代对“人”的关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树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过程中，对少数优异学生的关注取代了对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关注，致使义务教育具有了本不该有的很强的竞争性、淘汰性、选拔性，其后果是筛选出一小批“尖子”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因此有学者指出，“人”在教育指导思想中的缺席，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公平。
    2．“新购房户的子女中考可加10分”“在某私立中学读初中，中考最多可加10分”——这些出自福建省永安市有关部门的“土政策”，在当地论坛上引起网民的强烈质疑。经媒体曝光后，2009年6月6日，这些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已被部分取消。
    永安市教育局关于《永安市2009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意见》的“附加照顾政策”中明确规定，“应届初中毕业生中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1日在永安城区购置商品房，购房总金额达到25万，已付清总房款或办妥按揭贷款手续的购房户子女(持房管局备案的购房合同及永安市购买商品房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手册、发票、贷款合同)，购房户户主子女享受10分照顾，免收学费、择校费减半”。
    2009年5月27日，永安市中招政策正式公布后，当地群众议论纷纷。在“永安论坛”上，诸如“搞笑政策，买房加分”“买房加分，对中考生公平吗”之类的帖子，引来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抱怨：“咱怎么就没个有钱的老爸呢?买个25万以上的房子就有10分了。”有人指责当地政府“扼杀了教育平等权，让穷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人质疑，“这中间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利益链”。
    永安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范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出台这一政策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现在看来“有失公允”，好在还没有正式实施。他透露说，6月6日上午，永安市招生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取消上述加分政策。
    3．近年来，高考加分丑闻频频被曝光，大多集中在体育加分、民族成分加分等方面。    湖南省是因体育加分而被揭露问题较多的省份。2006年，中国青年报揭露了湖南上千体育特长生是“水货”，存在地市体育局乱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情况。此后，湖南省对体育加分政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中国青年报经调查仍发现，2010年经统一测试后获得加分的803名体育竞赛优胜者中．有267人属于武术加分，进一步调查则发现，湖南高考武术加分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交几万元钱参加时问不等的训练后，获得加分十拿九稳。
    2009年6月，中国青年报还披露了辽宁省鞍山市第一中学二级运动员存在的问题，该校1200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二级运动员有153名，其中很多考号相连。当时据记者调查，这其中，有的篮球类二级运动员甚至存在没怎么摸过篮球的情况。
    4．学校招生一般是按照学区划分来进行，但近日在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招生却要看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此举引起许多群众的不解和质疑。
    2009年5月21日，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开始报名，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就来到该校为孩子报名。学校大门内侧摆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名工作人员。李先生兴冲冲地拿出户口本，交给两名工作人员。两人看了看户口本后，请李先生出示工作证。“给孩子报名上学，看大人工作证干啥?”他问。两人告诉他：“此次招生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为什么?”李先生一下子蒙了。“学校有规定!”一工作人员说。很快，这名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这上面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孩子才可报名!”
    记者在“报名处”也见到了那页纸。上面罗列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单位名称：“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为什么不招别的学生?”记者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今年只开4个班，资源有限!”
    孩子被拒绝入学之后，李先生有些生气：“公立学校应该是公共资源，怎么能专为公务人员享用?”
    此后，还有多名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都被拒之门外。于是一些家长愤然离开，另一些家长将此事反映到铜川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5月21日上午，基础教育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只要是学区内的学生就可免试进校读书，学校不得考试，也不得设置门槛。“新区有好几所初中，只要家在新区的学生在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符合规定。之所以有这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市一中，是因为该校教学质量较高，家长遂产生了择校心理。”接到群众反映情况后，该科已与市一中校长王斌取得联系，得知确实是“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我们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秩序。此问题出现后，我们将重新划定学区，并设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5．近年来，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事实上，很多农村娃在上高中前就已经退出竞争了。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温总理最近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有专业人士认为，温总理的讲话无疑触及了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此前关于重庆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消息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和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09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现在就业形势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农村学生自认为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干脆就直接去打工挣钱。”重庆市永川区永荣中学杨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孩子想考好大学越来越难”。
    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高考前，城市和农村考生已经出现了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
    农村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约有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80％在农村地区任教。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想留在北京好一点的高中当老师，都要求重点师范院校研究生以上学历。”北京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彭宇凡告诉记者。北京市不少中学教师早已要求是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小学教师也都是本科生。
    而在中西部农村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80年代初的中专师范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有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还存在“不对口”的现象。据河南农村学校的一份调查显示。河南省多数农村小学根本没有专职计算机和英语教师，大多是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程。
    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琼大声疾呼：“重视农村教师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般只有8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津补贴。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让很多教师选择“大逃亡”，县里教师每年以约10％的比例外流．“却没有人愿意流进来”。
    “正因为目前城乡的教师队伍差距太大了，所以农村不少收入好一点有点门路的家长，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市去读书，使城市学校人满为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杨老师眼里，“教育下乡”决不仅仅是向农村宣传一些科教文卫的东西，而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也能得到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6．罗某，一名普通的农家女，2004年参加高考，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于是复读考上了大学。五年后，罗某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篡改。这时，她才发现第一年高考时，被人顶替上了大学，顶替者正是同班同学，当地原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某。目前，顶替者王某的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已被注销。她父亲王某也被公安机关刑拘。
    《新京报》的评论指出，此事按程序分析，需“摆平”公安部门、教育考试部门、高校等多个部门。而这种“摆平”，恰恰是公众对升学招生所存在的问题中，最为忧虑之处。评论认为，要真正做到“阳光高考”，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在招生监督中，不妨引进异地监督和上级监督，打破地方力量的官官相护。同时，通过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方式，公布每所学校的招生进展和录取详情，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公示每个考生的信息，由此最大限度地压缩造假、作弊、潜规则的空间。
    7．高考在即，一则关于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的消息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报道，目前各地高校陆续公布的2009年高考招生计划中，许多重点大学压缩了在所在省市的招生计划，扩大了在外地的招生名额。比如复旦大学的本地生源招生计划降至34％左右，武汉大学则达到了教育部此前提出的“本地生源逐步控制在30％以内”的要求。
    继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后，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多数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招生比例达到5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70％。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的变化的确是不小的进步，但重点大学从“地方名牌”向“全国重点”的回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30％的黄线达标不是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终点，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影响高校招生的内外部因素，从体制、从理念，而不仅仅是数字上下功夫。
    大学之大，首在胸怀。无论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道出了大学的可贵之处。有胸怀，方能汇大师、聚英才，大学才有了赖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不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校却乐于“聚本地生源而育之”。原因何在?
    “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人，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0％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等。
    “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
    8．在2008年教育界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回顾中，一批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初十分活跃的教育家概括出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大于改革”，二是“单纯财政视角的发展”。其中，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搞起五花八门的经营创收、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之类的新闻，有着只属于那些岁月的鲜明印记。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从那时开始农村在“跨越式发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规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还能让教育如此大发展，令很多外国人惊奇又羡慕。只是这种靠民众垫钱和银行贷款实现的教育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为代价的。
    说起教育不公平的由来，杨东平一再提到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等级化学校制度。那是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把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杨东平认为，这成为一个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标志。对国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奉行国家目标至上，视个人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为此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乃至牺牲。如今，教育的两种功能得以彰显：既通过培养的人才兴国，又使人全面发展、关照民生。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构建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体现“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同时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即所谓“因材施教”。
    据杨东平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强势的经济话语、商业逻辑挤压，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将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
    ——原本出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概念，未经论证就成为教育发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从而在理论上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以及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民众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9．“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就是解决了教育的最大问题。”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谈到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最大期待时这样说。
    然而进入策划层面，就会发现阻碍重重。因为实现教育公平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微观上仅一个“取消重点学校制度”的舆情民意，就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方的特殊利益，事关很多人的饭碗，因此要改变是相当的难。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推出的重要举措，无不被民间统统称为“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控资源的部门主导的改革。由于资源垄断和缺乏监督，其价值取向往往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这些“改革”损害的。
    比如，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并非没有治本的路径可循。第一步是均衡学校的硬件资源，第二步是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发展，这既是韩国、日本的有效经验，也是中国沈阳、铜陵等城市的成功实践。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一些人享受“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要完善已经形成的制度，需要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应是明确政府行为的边界，它的体制保障在于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政府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
    一直关注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提出，就学校管理来说，要建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大学生自治委员会，这些改革可以保障教育决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时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不受侵害。就公平就业来说，推行就业信息完全公开、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提高公职人员子女教育及就业状况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有助于营造公平的环境，促进每个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完全靠竞争力说话。
    10．“教育部的加分规定只有14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却有近两百种”，这是媒体报道高考加分乱象时，经常被引用到的数据。
    从那些加分大省(区、市)来看，可以看到加分项目在设置上各自为政，在加分分值上有多有少，在名称上五花八门，在范围上又千差万别。
    教育部规定，有关省(区、市)确需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须经本省级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备案后方能向社会公布。于是，在教育部的加分项目基础上，一些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又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加分项目。
    这些加分项目数量众多、内容复杂。例如在《四川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中，“录取照顾政策”长达2100余字，共16项加分大类。广东省的体育类加分项目尤其繁多，一些项目如轮滑球、花样轮滑、毽球等为许多人所不熟识。
    有很多加分项目属于地方政策。如河北省规定，“省授予‘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院校的增加20分”。黑龙江省规定，“在我省工作的省级(含)以上优秀专家的子女，在所报省内院校调档线下降低20分投档，由院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甘肃省规定，“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经市(州)党委、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由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者，录取时文化课加10分”。重庆市规定，“报考市属院校的农村独生女在各批次控制分数线下5分内视为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湖北、河北也有类似规定。此外，河北省规定独生子也可以获得高考加分。辽宁省规定，“实行朝鲜语、蒙古语和汉语双语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考生，录取时总分增加10分。”辽宁省仅这一项的加分人数就达5402人。
    内蒙古自治区2010年仍有一人获得“非典医务人员子女”加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一人因获“自治区优秀青年”而加分。从加分项目来看，其名称又千差万别。比如湖南省2010年体育类加分名为“体育竞赛优胜者”，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该项目也是此类名字，北京市用的是简称“市体优”，但是在广东、重庆等地，体育类获加分的名单上却被称为“体育尖子生”。
    各地高考加分分值也千差万别。教育部规定，“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但各省加分分值波动很大。如重庆2010年将加分的最高分值调整为10分，而四川省规定，指定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本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含提前批执行本科第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本科院校)加25分，其他院校加50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山区”回族考生享受加分照顾政策的最高分值为30分，其他考生享受照顾政策的最高分值为20分。
    针对同一项目的加分分值也相差悬殊。在河北省，“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者”加分为10分，同一项目在云南省加分为20分。
    湖南省体育竞赛优胜者经统一测试合格后，省级的可获加20分，市级的可获加10分。但辽宁省体育竞赛优胜者一律加10分，内蒙古自治区体育竞赛优胜者一律加20分。
    部分加分项目有的地方取消，有的地方没取消。2010年云南取消了奥赛等所有学科竞赛活动成绩的加分政策，但在全国大多数的省(区、市)都没取消该项加分。一些地区比如青海、陕西等地已经取消了二级运动员加分，但在北京、山西等地仍有该项目，且这些项目可以加分20分。
    在各表彰类项目中，福建、贵州、重庆等地“优秀学生”加分，但规定“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两项不加分。在北京、上海、四川、河北、宁夏等地“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同样能获得加分，北京获加分的三好学生有2134人。上海市三好学生加分考生数占总加分人数的60％以上，而安徽等地这三项都没有加分。
    北京市取消了“三模三电”的加分，但是浙江、河南、四川、辽宁等省依然设置此项加分，且获得加分的人数不少。
    近几年，人们纷纷质疑“见义勇为加分”制度是否有鼓励未成年孩子见义勇为之嫌，是否有子承父荫之嫌，是否有将见义勇为功利化之嫌，是否有损高考公平之嫌。但大多数省份都有此加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一项的加分人数在大多数省份都只有一两人，但在福建有15人，在吉林更有35人之多。
“给定资料3、10”提到了高考加分的问题，请针对这一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言简意明，不超过250字。
选项
答案高考加分，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体现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理念。然而最近几年，高考虚假加分丑闻层出不穷，考生获取虚假加分的手段五花八门：可以通过成为体育特长生而获得加分；可以通过变成少数民族加分，等等；各省市在加分项目、分值、名称、范围的规定上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虚假高考加分，不但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而且让这项政策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很多考生和家长为此愤愤不平。 我认为，应该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制度改良和校正，以剥离其中的腐败成分，还其本来的面目，其核心就在于信息的公开透明，社会监督的无处不在。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保障所有考生平等竞争的权利，同时也是对行政权力公信力的一种救赎。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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