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论战问题

admin2018-11-22  29

问题 论述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论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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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勇敢挑战,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动的文明”要“以静为基础”。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破坏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造成“人心迷乱”“国是丧失”“精神破产”。只有使西洋学说“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才是拯救之道。 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批驳杜亚泉。陈独秀更是指出,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只有输入欧洲文化,才能让民族竞存于20世纪。陈独秀还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五四运动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更广泛展开。1919年9月,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论。1920年,梁启超旅游欧洲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认为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应该发扬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并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理论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儒家文化。他认为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中西文化论战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文化运动存在的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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