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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给定资料 1．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公地悲剧”：一群牧民同在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大家都想多养羊这样就能多受益，然而，草地的载畜量毕竟有限，如果对羊的数量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公地悲剧”展示了

给定资料 1．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公地悲剧”：一群牧民同在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大家都想多养羊这样就能多受益，然而，草地的载畜量毕竟有限，如果对羊的数量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公地悲剧”展示了

admin2018-08-28  31
问题 给定资料
1．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公地悲剧”：一群牧民同在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大家都想多养羊这样就能多受益，然而，草地的载畜量毕竟有限，如果对羊的数量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公地悲剧”展示了一幅“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的贪婪景象，每个人都知道无休止地使用公共资源会带来枯竭的恶果．然而每个人都无力阻止事态的持续恶化，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还要拼命捞一把，从而加剧事态恶化。
    “公地悲剧”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例如部分偷排废气、废水、废渣的企业对自己的行为会给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心知肚明，但是处理废弃物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只能摊薄利润。于是，在“大家都不干，我为什么要干”的恶性竞争心态下，在管理存在漏洞、执法存在困难的情况下，环境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2． 拧开一瓶矿泉水、往锅里撒入糖和盐、吞下一颗药丸或是给爱人手写一封情书——这些时候，你可曾想过，生活用品的制造商和你讨厌的空气污染、黑臭河塘有何关系?坐着电动汽车、开着节能灯、刷着环保油漆——你又是否坚信自己在为环保做贡献?很难想象，一些生活用品的知名品牌、制造商甚至自带环保光环的企业，它们的网站、社会责任报告里充斥着环保理念和故事，企业却屡屡被环保组织举报、政府通报。
    宣称环保却言行不一，它们都是这个渴绿时代的漂绿者。不同于单纯的环境污染事件，漂绿是一种虚假的绿色营销。20l 7年3月15日，南方周末发布2016年度漂绿榜。耐克、巾国盐业总公司、华北制药、立邦、康师傅、苏州吉姆西、苏州金龙等均榜上有名。
    过去一年里，回顾国内各种以“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名义进行企业营销和公众传播的企业，较之两年前，数目增长呈喷薄之势。所谓的“漂绿”行径，也随之五花八门起来，从赤裸裸地欺骗到“模糊视线”，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尽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通过“绿色”营销行为，营造负责、友好或可持续的公众形象，从而在产品的环境效益或公司的绿色实践方面误导、欺骗消费者。
    以“绿色”之名进行企业营销，无可厚非。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熟知的一些跨国企业包括宝洁、麦当劳、沃尔玛就开始迎合西方消费者“环保”的胃口，如今，这些知名企业陆续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移植”到了中国。在“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推动“绿学东渐”后，我国消费者环境意识逐渐增强，我国本土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了绿色营销的重要性，竞相为自己贴上“低碳绿色”“环境友好”的标签。    ．
    与二十年前的西方市场一样，如今国内本土企业以及在华跨国企业的绿色营销中，存在大量模糊、误导甚至是恶意欺骗的行为，从长远看，这对于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在于，一方面可能会削弱消费者对真正绿色友好的产品和企业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误导和隐瞒，导致真实存在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针对绿色营销的消费者保护法和广告法，对于违背商业伦理的绿色营销行径进行了严格监督。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于“漂绿”的认知也在日益成熟。而如今的中国，一切才刚刚开始。
3． 2017年4月25日早上7点，郁江之畔的马鞍街逐渐热闹起来，50多岁的刘女士和爱人在大码头的粉摊开始营业。粉摊旁有4个垃圾桶，收拾碗筷时刘女士熟练地将吃剩的粉、豆浆杯、纸巾等分别扔进不同的桶内。“10多年了，分类早已经习惯了。”她说。
    17年前的马鞍街可是另外一番景象：狭窄的街道拥挤杂乱，傍街而过的郁江吹来的并非清风而是浓烈的臭味。“垃圾全部往下丢，江边有一道很宽的垃圾带。”刘女士说，靠江的房屋全部紧闭窗户，垃圾清理就寄希望于“发大水冲走”。
    “H县的垃圾分类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N市H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某说。2000年9月，H县正式开展垃圾分类收集试点，马鞍街和西街这两条最为脏乱差的街道人选其中。
    大规模培训是第一步。县里的工作组先对全县22个乡镇分管副职领导和街道社区负责人、学校负责人、环卫工人、个体户等关键人员和骨干力量开展培训，再由他们回去组织延伸培训。工作组还吸收“平民教育”和环保领域专家加入，他们和当地干部一起召集群众举办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
    试点启动后的督导工作更为细致。每条街道都有社区骨干、环卫工等多名工作人员负责宣传、督导。“每天挨家挨户巡查，分类不正确的马上纠正，遇到不在家的留小纸条或者再来第二次，直到分类正确为止。”县环卫站副站长说，还通过发放牙膏、洗衣粉等小奖品提高居民积极性。
    3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200多户居民的垃圾分类止确率达95％以上，试点也逐步推广到其他街区。直到现在，H县环卫处仍然有一个10多人组成的督导小组，每天都会到各片区的学校、小区、街道开展巡查督导。
    无论是何种教育，学校都是不可或缺、关系长远的环节。10多年来，H县县城的学校都有教育培训和垃圾分类制度，并与操行分挂钩。中午时分，H县民族中学每个班都将分好类的垃圾抬到集中分拣处，在这里负责检查分类情况的也是轮流值日的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垃圾分类，增强分类意识，进而带动家庭、影响社会。”学校党支部书记马某说。
    对很多H县人来说，多年的实践和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不仅让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内在的环保意识。吃剩的卷筒粉用来喂鸡，塑料瓶集中起来卖，一次性竹筷子就送给街坊烧火，刘女士的粉摊产生的真正的垃圾少之又少。
    分类的意识有了，接着就需要一套简单易行的源头分类办法。为此，H县在试点启动前开展了为期3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内容包括县城垃圾收集现状、生活垃圾成分监测、民意调查等。在此基础上，项目人员会同有关单位、街道、居民代表共同讨论，确保垃圾分类的参与者充分参与方案制订。
    根据垃圾构成和群众认知便利性，H县把生活垃圾分为可堆肥、不可堆肥和有害有毒物三类；吸纳群众意见，采取定点定时投放和收运的方式，对于街道住户一般下午五六点左右上门收运，有垃圾房的小区则是晚上投放，当晚或第二天早上收运。
    源头分类却又混合运输——这是一些地方垃圾分类难以产生实效的原因。由于投人不足等原因，H县的垃圾分类也一度出现混合运输问题，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县里克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保障了源头分拣、中间运输、终端处理的全过程分类。”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某说。
    走在H县的大街小巷，两个分类垃圾桶或垃圾袋几乎成为标配：新建小区都有封闭的垃圾房，这已被纳入项目竣工验收内容之一：小区垃圾房的分类垃圾，环卫部门会分人分车分类运输；耗费两三百万元建设的垃圾中转站里，两套机器分别对可堆肥和不可堆肥垃圾进行压缩处理，再分别运往堆肥厂和填埋场。
    H县环卫站站长施某说，在垃圾分类处理的链条中，如果不能解决垃圾的最终出路，中前端的分类工作就不可持续且无意义。为此，H县与香港浸会大学、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结合可堆肥垃圾占主导的实际，开展堆肥肥效、应用需求等调研，并投资建设了设计处理能力为15吨／天的堆肥厂。
    在堆肥厂，可堆肥垃圾先在11个发酵池发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成堆肥，污水则进行处理后再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二次处理。“每天产堆肥lO吨以上，主要用于林木、苗同种植，非常好卖。”工厂负责人说。资源化处理带来的减量化效果明显，现在，全县生活垃圾减量约25％。
    在H县石井村，农户和县城居民一样按干、湿两类进行垃圾分装，也缴纳垃圾费(每人每年36元)，然后通过竞标的方式聘请保洁员，分三级、按四类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大部分垃圾在村委会垃圾处理中心就可完成分类处置，基本做到“垃圾不出村”。为提高保洁员的积极性，村里规定垃圾分类的收益归保洁员所有。59岁的新街保洁员李某除了工资，每个月卖啤酒瓶、饮料罐、废铜烂铁等还有七八百元的额外收入，厨余垃圾产生的沼气也供他家免费使用。
4． 2017年4月18日，民间环保组织“两江环保”在其公众微信平台发布信息称，在河北、天津等地发现超大规模的T业污水渗坑，最大的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而且存续时间长，或已对当地的地下水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4月19日，环保部分别与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环保部表示将对相关渗坑污染问题挂牌督办。
    “天津和河北这两起渗坑事件，现在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但是至少涉及两个方面的违法行为。”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表示，“第一，用渗坑渗井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污。不管渗坑怎么形成的，历经多少年形成的，都是在非法排放污染物。第二，非法排放危险废物，这个污染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企业通过非法倾倒排放一些废物产生的。”
    这些污水渗坑达到如此惊人的规模，并非一朝一夕，大都为废酸倾倒或偷排所致。据大城县政府向调查组反映，近期曝光的两处土坑均为多年挖土形成，2013年曾发生废酸违法倾倒事件，导致坑内存水及土壤受到污染。天津静海区的渗坑形成原因也大致相同。
    其实，两地政府并未对污染情形完全听之任之，相关的治理工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大城县的废酸倾倒事件发生后，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了治理，但工作一直未完成，还多次发生污染反弹。
    在环保专家彭应登看来，污水渗坑治理难点颇多。“当地政府曾委托专业治污公司对渗坑内的污水治理过，但是效果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对污水的来源与水质状况摸得不彻底，土壤的边界和地下水污染的边界也难以确定，所以没有制订出一个很精准的治理方案。”彭应登表示。
    据他介绍，目前环保界对污水渗坑的修复方法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原位修复指对污水渗坑就地修复，异位修复则是在渗坑旁边建污水处理设施，把渗坑的污水、土壤、地下水移出进行处理。他倾向于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相结合的方法。“异位修复的效果更好，但是经济成本巨大。如果将污染区划为生态类用地，修复后的地块不用于商业居住或涉及食物链的农业生产，那采取原位修复，成本可能低一点，修复时间也相应较短。”
    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当地都将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估计仅污水处理就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周期更长，快则3到5年，慢则5到7年。”彭应登说．以17万平方米的污水渗坑为例，据他估算，要完全恢复生态面貌，资金投入可能超过2亿元。
    他算了一笔账，1立方米工业废水的处理成本是5到7元，在深度未知的情况下．以17万立方米计算，需要约百万元，处理装置的投资也需要约2000万元。“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更为昂贵。”彭应登说，一立方米污染土壤的修复需要1000元，17万立方米就需要1．7亿元，此外，他还表示，“北方冬季约占4个月时间，坑中污水在低温或结冰的时候无法进行连续修复，导致短时间内即使处理也不能根治。”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吕锡武认为，如果污水已经渗透到地下含水层，要治理的话，得看当地含水层换水需要多少年能换过来，还要先对这片地区的含水层进行评估，视情况而定。
    除了技术因素外，污水渗坑治理的难度还在于责任主体不清晰。“如果追究到责任主体．就按‘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处理；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时候，或者责任主体没有赔付能力，由政府先行为治污买单。”他说，环保部门和司法部门需尽快建立污染损害的评估、赔付机制。
    据彭应登介绍，对这种难以追究责任主体的污染，国外有经验可供借鉴，“比如美国的解决方法是让现有的污染企业交一定份额的资金，组成一个污染修复的超级基金，遇到责任主体不清晰时，由超级基金来解决。”
5． J市栖霞警方2016年12月19日通报：J市首起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告破。J市多家大型医院把已使用且未经处理的输液管、针头等医疗废物低价卖给不具备处理资质的个人，再经转手，医疗废物被加工成口杯、玩具等。据报道，现场查获医疗废弃物13．5吨，查实嫌疑人收购、倒卖医疗废物3000多吨，涉案价值4000多万元。
    在环保部新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医疗垃圾被列为“头号危险垃圾”。医疗垃圾中含有大量的致病微生物或同位素等有害物质，极易成为新的环境污染源和疾病传播源，滋生双重二次污染。基于此，公安机关有必要会同工商等部门，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尽早掌握这些医废垃圾的最终去向，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可能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
    在顺藤摸瓜向下追查的同时，向上的倒查也应立即展开。医疗废物是如何从医院流出来的?哪些医院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相关禁令，参与了医疗废物买卖?是医院“内鬼”私下倒卖，护工、物业等人员偷卖，还是运转环节出了问题?这些也是此案中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据媒体报道，警方已查找到嫌疑人张某定期与J市多家医院购买医疗废物的账本。按图索骥对源头进行彻查并不困难，这不仅是查明并斩断整条黑色产业链的关键，而且对之后的制度漏洞修补也至关重要。
    虽然案件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查清，但作为医废垃圾的产生源头，有关医疗卫生机构造成医废垃圾违规外流的事实是明确的。相比将医废垃圾送去专门的处置机构，直接转让或买卖不仅不用缴纳费用，而且还能拿到回收款项，一增一减利益巨大。除了明显的利益动机，也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在一些医院，不少护工等人员缺少相关的医废垃圾分类知识和安全防护，而且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巨大，加剧了源头管理的混乱。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不善、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宽松，不仅造成了源头失守，而且导致在医废垃圾的转运、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本应发挥作用的多道安全闸门都未能成功拦截危险。系统性监管失灵的病根，在各类安全案件中都不难寻到。剜掉这个病根，需要更加顺畅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需要更有震慑力的惩戒措施，更需要各责任主体对制度敬畏、对操作规范较真儿，在这样的基础上，多部门的协同行动和合力治理才真正可期。
    医废垃圾违规回收并不是什么新话题，从近几年各地查处的案件看，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所谓“商业模式”也不复杂，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让该类事件在“反思一事故”的怪圈里循环。往近了说，要查清源头失守这本责任账，往远了说，逐步完善医疗垃圾处置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在每一次的公共讨论中不断向前。
6． 垃圾分类，民众是回避不开的责任承担者，也是不能缺席的行动参与者。我国于近日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2017年3月31日，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年底前，我国将在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届时我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亿吨，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所用卡车长度能绕赤道12圈。只要处理得当，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关键就在于实现分类。21世纪初，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由于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不够到位、各环节衔接不够协调，分类推广一直难以深入。一位网友感慨，“每次倒垃圾我都凭有限的垃圾分类知识仔细分类，可看到垃圾回收车将所有垃圾一股脑都倒进车里，我感到深深的委屈。”
    在垃圾围城的压力下，明确生活垃圾分类要求，落实相关主体责任，已是当务之急。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包括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影响实际效果。目前，前端分类标准五花八门、名称过于专业，中端垃圾清运时常混装运输，末端垃圾处理设施等配套系统无法匹配需求，形成一个个隐形梗阻。畅通垃圾分类的脉络，应保证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利用、废物处置无缝衔接。
    由于发展程度各异、垃圾分组不同，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唯有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城市生活垃圾中电子垃圾、瓶瓶罐罐比较多，部分旅游城市的厨余垃圾含量相对较高，末端处理方式就应体现针对性。在部分农村地区，有用有机垃圾沤肥的习惯，可以采用“腐烂变质沤肥还田、可回收资源利用、不可回收就近填埋、有毒有害集中处置”的方法。更有专家如此建议处理厨余垃圾：把剩菜剩饭放进垃圾桶之前，先尽可能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降低了，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垃圾分类落实到位，避免产生新的污染和造成资源浪费。
    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环保理念，到“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分开放”的实操口诀，事实证明，垃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好的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建立打通分类各环节的流水线，让公众看到分类的实效，垃圾分类定能成为生活新风尚。
请根据“给定资料2"，谈谈对企业“漂绿"行为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条理清晰。不超过250字。
选项
答案企业“漂绿”行为是一种虚假的绿色营销，应坚决予以抵制。 企业“漂绿”，目的在于营造负责、友好或可持续的公众形象，从而模糊产品概念，在产品环境效益、公司绿色实践等方面误导、欺骗消费者。“漂绿”行为一方面会削弱消费者对真正绿色友好的产品和企业的信心，另一方面会导致真实存在的环境问题无法及时解决。 因此，对于企业“漂绿”行为，应建立健全绿色营销相关法律体系，坚持行业监督与社会监督并举。提升公众认知水平，引导公众抵制违背商业伦理的绿色营销行径。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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