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admin2011-01-08  23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健全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是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会议认为，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促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2．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随着这一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心态不一。
   心态一：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问责制的出台，能够控制和监督领导干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一些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一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些乡镇干部对自己的提拔使用都有心理预期：从乡镇长干到乡镇书记，从小乡镇干到大乡镇，从大乡镇干到县城。他们到一个地方履新，任期一般是5年，但有的干部是“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真正花力气做事情只有中间一年，其他时间要么耗费掉了，要么跑官要官去了。即使干事的这一年，往往也是一些“短、平、快”的政绩工程，看起来立竿见影，实际上问题不少。真正对当地发展有益、属于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则无人问津。对这样的干部，以往缺乏约束的手段。
   随着问责制的出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了压力。严格的问责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说，有的领导干部因为到了年龄界限提拔无望，工作热情消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出工不出力，整天混日子。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一味当老好人，开展工作以不得罪人为目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
   还有的干部一心只想当“太平官”，碰到群众反映的复杂问题或者接到上级布置的工作难题，不是想方设法如何迎难而上、化解矛盾，而是“拖”字当头，只要拖过自己任期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等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任。对上述这样的干部，过去并没有太好的管理办法。问责制的出台提供了对症下药的思路。
   心态二：希望问责时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要想重新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很难。对这批官员的重新使用应当慎重。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问责制中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多大的事情才叫责任?谁来判断责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实上，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管是职位、职级还是岗位调整，决定权都在上级。也就是说，问责制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制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还有，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据媒体报道，重庆市曾试图制订《重庆市政府信用管理办法》，规范政府、干部的诚信形象。但在推进过程中，遭到行政法专家的质疑。因为这一管理办法的制定者是政府，管理和评价的仍然是政府，作出结论的还是政府。这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行为，极易使信用管理办法形同虚设。
   心态三：“当副”也不轻松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意思是做官的话当副职轻松，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和压力；在副职中不要当常务，因为常务的工作量大。
   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感到如履薄冰，仿佛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天要出事，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说，地方为了发展经济，难免会上一些有污染的项目。作为分管领导，理论上权力和责任都是我的，可实际上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试想一下，县里花大力气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我能否决吗?我敢否决吗?可一旦出了问题，板子首先打到我身上。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情况下的问责制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体现公平?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某地一名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说，一些朋友很替我担心，他们说我分管的领域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才反常。作为一名干部，我知道应当尽全力把分管的工作做好。不过压力确实很大，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心态四：怕担责尽量“大事化小”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比如，某地发生一起群众集体到政府上访事件，明明有数百人到场，可当地有关部门向上报送的材料却轻描淡写，说只有数十人。又比如，有的地方、部门在特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认定之间玩数字游戏，明明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特大事故的界定，可当地却有意将死亡人数压缩在重大事故范围内，其他统统划归“受伤人员范畴”。之后，再有人员伤亡，都属于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
   有的干部认为，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五：期盼“问责制”科学化
   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为官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基层一些干部期盼这项制度能够法制化、科学化。
   中部地区某地级市一名副市长说，基层干部期盼问责制内容科学、考评科学、目标合理。他说，如果目标要求过高，甚至脱离地方实际，比如给经济欠发达地区制订过高的财政目标，会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压力，也会导致干部队伍出现抵触情绪。“干部也是人，也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目标考核管理要让干部跳起来摘得到桃子，这样才能形成正面激励效应。如果干部再怎么努力也完不成目标，这样的管理制度就脱离了实际”。
   一些干部认为，问责制是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一段时间以来，被问责的官员在问责后复出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近来广受舆论关注的此类事件主要有：
   2008年5月，因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而受到处分的原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近日被报道调任威海市工商局任职。
   因三鹿奶粉事件被中纪委监察部处以记大过处分的三鹿事件重要责任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出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一事被媒体曝光。
   2009年3月，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决定给予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记过的行政处分，但早在2008年10月至11月间，刘大群已调任邢台市委副书记，并在2009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
   早些时候，更有媒体报道，因对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已悄然“复出”，调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早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
   “问题官员”频频复出的现象引发公众对“问责制”的质疑。
   “这说明现在的问责机制还不完善，有流于形式的风险。”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合理合法的理由，没有经过适当的程序，一些官员被问责后就开始异地为官或悄悄复出，有损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他认为，目前“问责制”设计还比较模糊，缺少严格具体的规范可循，问责的主体、范围、条件、程序以及后果，被问责官员如何复出等都设有给出明确具体的指示，问责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边界也不清晰。
   “在应急事件中，为了缓解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从政府监管缺失的角度讲，一些官员受到问责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毛昭晖对记者表示，如果基于上述前提，部分官员本身不是职务犯罪行为或者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复出也是可以认可的，不能因此看成是制度倒退。
   不过，毛昭晖同时提醒，官员复出要充分考虑原来所认定的责任，要防范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利用制度宽容重新复出。
   中共中央党校某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对干部的处理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对被问责者的复出应特别慎重，在程序上应特别严格，应该经过严格审查、考察。在干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一般不宜使责任人很快复出，即便是对他们重新使用，也应公示，向群众说明任用的理由。推荐人在推荐时应署名并公示，一旦被推荐者再出问题，推荐者也要承担责任。
   在周汉华看来，目前的《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对官员的法律责任认定有明确规定，对于普通公务员来说，应该适用法律问责；但是对于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来说，由于拥有更大权力，担负更大责任，因此既要承担法律责任又要承担政治责任。
   “公务员被法律问责后还可以有机会继续发展，这也是对公务员权利的一种保护。而政治问责比法律问责要求更高，尤其是对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要求。一旦被政治问责之后，就意味着相关人员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人，意味着官员政治前途的结束。”周汉华说，由于缺乏对官员政治责任的明确认定，给政府官员提供了打“擦边球”的机会，因此亟须在法律问责制之外建立政治问责制度。
   4．2009年6月1日，银川市出台的全国首个《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问责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公职人员18个方面的100种不当行为被列入问责范围。
   自2003年非典至今，官员的行政问责日渐深入人心，一旦公共事件或灾难事故发生之后，问责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问责问的是什么责，应该由谁问责，通过怎样的程序问责，社会上仍有诸多争论。
   专家表示，问责需要多些理性，少些情绪，而目前权责不清不仅影响到行政问责的科学性，还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难度，行政问责亟待从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
   2009年6月15日，重庆武隆山体滑坡事件仍在救援中，尽管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还没给出最后的调查结论，但重庆市官员有关山体滑坡“具备典型和突发严重地质灾害特征”的说法，仍遭到当地群众“推卸责任”的质疑。
   重大事故的背后需要有人负责，但负的是什么责?专家表示，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责任，是政府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这些问题需要厘定清楚。
   仔细看银川市问责的范围，过去人们司空见惯的“文风”、“会风”、“玩风”开始面临追究责任，比如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购物、玩电脑游戏，或者迟到、早退，会议文件出现重大差错等行为。
   而在广东最近曝光的一起问责事件中，因为鱼洞水库大坝浆砌石体施工质量不合格，砌体密度、砂浆饱满度、砂浆强度、砌筑石料大小等指标不满足规范设计要求，从化市水利局局长江某、副局长姚某分别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表示，从各地出台的这些问责规定和事件看，有的类似政治责任，有的类似行政法律责任，责任属性模糊。
   她解释说，行政法律责任追求的是违法责任，凡违法行政、滥用职权者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行政处分确立的就是行政法律责任，而政治责任强调的是官员就其管理行为和后果直接对百姓负责，比如决策是否明智、应对措施是否及时得当，负责事项是否监管到位，品行是否良好，政治责任不以行政违法为前提。
   而责任不清，很容易以一个责任掩盖另一个责任。2009年6月7日，在四川公交事件中，成都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树光引咎辞职的消息，就让许多人产生疑问，是安抚民心还是管理失职。
   责任不清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应该承担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薛刚凌表示，若行政问责追究的是行政法律责任，则应采取过错责任，官员因客观不能、制度障碍而不是主观意识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不应行政问责。但如果追究的是政治责任，那么否定的是官员的领导和控制能力，只要政府决策失误或者出现负面事件，就可以问责。
   各地出台的问责规定中，有的是问责直接责任人，有的上追两级领导责任，对所在部门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问责，还有的规定若问责事项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则除对分管领导问责外，还应对主要负责人问责，标准不一。
   在责任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对官员问责，专家更担心的是是否通过追究了个人责任，而掩盖忽视了体制和制度上杜绝决策失误和恶性事件发生。
   薛刚凌认为，重大公共事件或事故的背后往往成因复杂，如行政体制的非理性，多头监管，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不匹配，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素养和法治意识欠缺等等，“要求官员为非理性的体制和制度以及行政手段不足而带来的风险埋单，则背离了理性”。
   问责问的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责任要区分开，是政府责任还是社会责任，也要区分。
   “一旦社会上发生恶性事件，就由政府来承担责任，显然也是不理性的。”薛刚凌说，如果恶性事件是由政府行为直接造成的，则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和官员，如果因监管不力造成，则第一责任人应是企业等单位和个人，政府当然也要承担责任，但更应强化的是社会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社会的支撑，问责不能情绪化、运动化，要责罚相当”。
   在采访中，专家们认为，开会打瞌睡、公文书写错误也被问责，各地的行政问责在操作中随意性太大，国家需要制定统一的规则。以开会打瞌睡为例，这个会是不是非开不可?属不属于劳民伤财的“文山会海”?如果是，要不要追究“文山会海”制造者的责任?
   问责的随意性，归根结底是管理上的权责不清，它不仅影响了行政问责的科学性，也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难度，因此问责要从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绩效评估制度。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被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认为是首部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正式规定。
   尽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具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等尚未正式公布，但专家表示，至少从领导责任的追究开始，法治化问责迈出了新的一步。
   5．在昆明新近出台的《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中，被处以诫勉谈话等6种问责方式之一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被问责两次即可党内降职、行政降级；3次将免职。面对这一政策，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赞赏，但也提出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官员有申诉的机会。
   在各种问责形式中，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方式无疑是市民眼中的“重责”。相对而言，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书面检查、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6种问责方式，则是“轻责”。
   此次《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的出台，可谓对6种“轻责”追加了力度，强化对领导干部问责结果的监督运用。
   按照《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规定的范围，因未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以不同方式问责干部。对被问责干部的组织调整处理方式包括：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6种问责方式之一进行问责的领导干部，当年内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一年内不得提拔；对一年内被处以6种问责方式之一两次的干部，可改任相应非领导职务或党内降职、行政降级；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以上停职检查且整改效果不佳的干部，给予免职处理。
   试用期内被处以6种问责方式之一的干部，视情况延长试用期。对被问责领导干部的情况及组织处理结果，将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发挥责任追究的警示教育作用，以导向鲜明的奖惩机制，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通过问责制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进退流转的机制。
   昆明市社科院院长龙东林：此次《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的出台，可谓昆明问责体系的补充、完善，体现了昆明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打造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的决心。问责制，就是政府把责任心具体化为干部、公务员的行为，落实到具体人的身上。
   不止就事论事，还发展到就事论人，昆明对应当承担责任的干部进行追究，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何发挥出问责的效力，不让干部产生侥幸心理。被处以诫勉谈话等问责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这马上就提高了干部不尽职不尽责的成本，打消了对“轻责”产生的侥幸心理。
   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鞭策干部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昆明目前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过去一年多，很多领导干部感觉很疲惫、很紧张。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重，也促使干部必须创新思维、寻找工作方式方法，以提高效率适应要求。
   不过，科学、严密、严谨的程序才能支撑、保证严厉的问责，这样才能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不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干部有申述的机会，甚至可以邀请市民来听证，搞清楚干部到底是实质怠工还是有其他原因，形成公论后再进行问责。
   6．山东蓬莱市日前实施了《蓬莱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有错无为问责暂行办法》，对存在有错无为行为的政府工作人员实行问责制。
   据了解，《办法》中的有错无为行为是指违规行使职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管理、防范或处置失当，以及行为失范，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
   《办法》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和具有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凡存在违反规定权限、程序和有关要求进行决策，导致决策失误，造成不良后果；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履行日常监督管理职责不力，导致发生重大事件(事故)等不良后果；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川题不妥善处理和解决，造成不良后果；不遵守工作纪律、会议纪律，不严格执行外出请假制度等情形的，均要受到问责。问责方式最轻为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最重为免职。问责结果将作为考核、奖惩、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蓬莱市委书记刘炳国表示，有错无为问责制是通过“有错”向“无为”逐步深化的问责方式，以此切实增强广大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从制度上、从根本上推进作风转变，使混日子的“太平官”混不下去。
问责制的核心在于要求政府和官员必须对其行为负责。请你根据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与感悟，并联系实际，围绕服务型政府与问责制写一篇文章。要求：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掌握在900字左右。
选项
答案 完善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至今一批官员因失职而丢官。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问责的法律、纪律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但由于历史原因、机构改革尚未完成等，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成为了实施问责制的主要障碍，同时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同时存在问责范围偏窄、问责标准不清、问责官员不透明的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建立体系完备、程序科学、适用性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体系的目标，适当借鉴国外通常做法，并结合我国国情，建议当前抓紧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我国问责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问责制的宗旨、原则和适用范围。确立以宪法、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为国家问责制的宗旨，明确问责制适用于所有公权力机关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坚决贯彻“有权必有责”、问责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修改和完善现有规定。 第二，完善问责制体系。除修改完善现行有关问责规定外，当前特别应抓紧研究制定有关政治和道义层面问责的制度，这可以弥补纪律和法律追究的空当或不足。政治和道义层面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是宪法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对各类领导干部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其衡量标准具有统一性，是所有公权力机关单位领导干部都应当遵守的共同准则。因此，该制度的建立应当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正确处理好三种问责的关系。政治道义、纪律、法律三种问责方式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问责体系。政治道义问责是前提和基础，也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有利于尽快平息事态，消除民怨，同时，它还可以为进一步的纪律和法律问责铺平道路，但它不能替代纪律和法律的追究，三者之间应当有机衔接，配套使用。 第四，完善问责方式和程序。按问责程度与其责任大小相当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自我问责和组织问责的方式和程序。如完善检讨、道歉、请辞、免职等问责方式和操作程序，明确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政治道义问责程序等。 第五，适当界定问责面。可按照问责适当、惩戒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明确对事关全局、情节严重、不良影响较大的问题或事件作为问责的范围。 第六，明确问责制的执行主体。按照中共党管干部的原则，对涵盖所有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宜由各级党组织归口管理，国家问责制也宜由中央颁布。具体执行可明确：党的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由各级纪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受理；担任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公共权力单位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及非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由纪委或监察部门牵头调查，提出问责建议交相关任免机关作出问责决定。 总之，建立健全这样一种适用于所有公权力机关单位领导干部的、包括法律纪律及政治道义问责内容的、统一的问责实体和程序制度体系，将有力推进我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进程，促进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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