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3月6日晚，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3月6日晚，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

admin2012-03-19  48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3月6日晚，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促进教育公平——从新书《教育公平论》说起”为主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此次在线交流的内容摘要：
   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目前教育四大不公平现象：一个是城乡之间教育不公平；一个是地区之间教育不公平；还有学校与学校之间教育不公平；不同的人群群体之间教育不公平，这些现象都还比较严重。
   我们现有的教师轮岗制度一般只有一年，顶多两年，而且是在很小范围之内。由于时间太短，效果也未必会很好，很难真正起到师资均衡化的作用，如果把教师定为教育公务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公务员化可为今后我们实行真正的教师地区轮岗制度奠定一种制度保障。
   2．近年来，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事实上，很多农村娃在上高中前就已经退出竞争了。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温总理最近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有专业人士认为，温总理的讲话无疑触及了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此前关于重庆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消息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新华社记者调查，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09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现在就业形势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农村学生自认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干脆就直接去打工挣钱。”重庆市永川区永荣中学杨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孩子想考好大学越来越难。”
   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高考前，城市和农村考生已经出现了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
   农村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约有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80%在农村地区任教。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想留在北京好一点的高中当老师，都要求重点师范院校研究生以上学历。”北京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彭宇凡告诉记者。北京市不少中学教师早已要求是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小学教师也都是本科生。
   而在中西部农村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80年代初的中专师范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有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还存在“不对口”的现象。据河南农村学校的一份调查显示，河南省多数农村小学根本没有专职计算机和英语教师，大多是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程。
   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琼大声疾呼：“重视农村教师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般只有8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津补贴。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让很多教师选择“大逃亡”，县里教师每年以约10%的比例外流，“却没有人愿意流进来”。
   “正因为目前城乡的教师队伍差距太大了，所以农村不少收入好一点有点门路的家长，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市去读书，使城市学校人满为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杨老师眼里，“教育下乡”决不仅仅是向农村宣传一些科教文卫的东西，而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也能得到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3．高考在即，一则关于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的消息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报道，目前各地高校陆续公布的2009年高考招生计划中，许多重点大学压缩了在所在省市的招生计划，扩大了在外地的招生名额。比如复旦大学的本地生源招生计划降至34%左右，武汉大学则达到了教育部此前提出的“本地生源逐步控制在30%以内”的要求。
   继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后，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多数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招生比例达到5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70%。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的变化的确是不小的进步，但重点大学从“地方名牌”向“全国重点”的回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30%的黄线达标不是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终点，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影响高校招生的内外部因素，从体制、从理念，而不仅仅是数字上下工夫。
   大学之大，首在胸怀。无论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道出了大学的可贵之处。有胸怀，方能汇大师、聚英才，大学才有了赖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不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校却乐于“聚本地生源而育之”。原因何在?
   “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入，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0%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
   “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
   4．学校招生一般是按照学区划分来进行，但近日在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招生却要看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此举引起许多群众的不解和质疑。
   2009年5月21日，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开始报名，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就来到该校为孩子报名。学校大门内侧摆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名工作人员。李先生兴冲冲地拿出户口本，交给两名工作人员。两人看了看户口本后，请李先生出示工作证。“给孩子报名上学，看大人工作证干啥?”他问。两人告诉他：“此次招生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为什么?”李先生一下子蒙了。“学校有规定!”一工作人员说。很快，这名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这上面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孩子才可报名!”
   记者在“报名处”也见到了那页纸。上面罗列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单位名称：“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为什么不招别的学生?”记者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今年只开4个班，资源有限!”
   孩子被拒绝入学之后，李先生有些生气：“公立学校应该是公共资源，怎么能专为公务人员享用?”
   此后，还有多名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都被拒之门外。于是一些家长愤然离开，另一些家长将此事反映到铜川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5月21日上午，基础教育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只要是学区内的学生就可免试进校读书，学校不得考试，也不得设置门槛。“新区有好几所初中，只要家在新区的学生在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符合规定。之所以有这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市一中，是因为该校教学质量较高，家长遂产生了择校心理。”接到群众反映情况后，该科已与市一中校长王斌取得联系，得知确实是“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我们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秩序。此问题出现后，我们将重新划定学区，并设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5．实际上，早在2005年底，“铜陵教育均衡”旋风就狠狠地刮了一阵，原因是当年10月份教育部在安徽省铜陵市举行的“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
   当时的一份内参以《铜陵市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为题介绍了铜陵市为消除“教育腐败”“择校风气”而采取的种种措施，随后，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铜陵市破解“择校风”的成功经验。
   到2006年4月2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写道，国务委员陈至立在铜陵市考察时强调，“大力推广铜陵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将这股旋风推向了极致。
   不过，纵观媒体和专家总结的“铜陵经验”，不外几项内容：一是教育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二是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三是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各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这些措施也是多年来专家提的较多的改革方案。一转眼，时间到了2010年，铜陵市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教育公平”的模板，颇让一些观察者气短。一位评论者如此写道：“2005年教育部在铜陵市召开研讨会时，有专家说铜陵也许是国内唯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4年多过去了，说起教育均衡化，记者还是要往铜陵市跑。铜陵，你要孤独到几时?”
   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由于铜陵市的带动效应，各地争夺“教育公平模范”的声音时有耳闻，一些媒体也曾进行过报道，不过最终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究其原因，显然是其真实状况经不起推敲。
   换句话说，铜陵之后，大家都在说，但却没有做。而就在铜陵本地，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在出现：校中校、变相择校、学区房已经出现，“均衡教育的最大成效是出了个教育厅副厅长!”一些人反映，由于安徽省示范重点高中的定向指标分配存在倾向性，所以择校、学区房的问题依旧存在。
   显然，问题正在向上走。而放到更大的维度，更严重的问题依旧摆在决策层面前，那就是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该怎么办?教育公平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能从“区域”走向全国?
   在1月份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力争在2012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是给各地方下了一个“紧箍咒”，迟迟难以破题的地方教育公平化有了最终期限。在一些专家看来，比起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区域均衡”并非什么难题，铜陵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真正难点是破除私心和少数人的‘利益联盟’。”一位长期关注教育的教授认为，对于地方重点学校的老师来说，教育经费重点倾斜，学校造得比别人漂亮，教学设施比别人先进，生源比别的学校优秀，既容易出升学率，待遇又好，职称也升得快；重点中学的校长更是各处吃香，因为手中握有的教育资源，决定了其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和其他好处；而对地方政府的领导来说，这也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解决自己子女的优质教育问题将不费吹灰之力。这才是区域教育均衡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早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的王民养在会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雷万鹏评价说：“铜陵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是当地政府在消除教育不均衡上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
   实际上，一旦破除了这个症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出现，不外乎是教育经费公平化、教师及学校领导实行轮岗制、高中招生名额公平化。而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还建议，应该实现教师工资公平化，同时改革评价制度，改变目前中学评价由升学率这一单一标准决定的局面。
   “该《意见》还有诸多亮点，回应了当前教育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亮出‘黄牌’。”对于教育部下发的这份《意见》，长期以“教育改革斗士”形象出现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表示了肯定，称该《意见》“是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不过《意见》最终还有待各部门落实，“均衡化”并无切实的量化标准，正如此前朱永新表示的，“严重的‘择校’问题说明相关政策的缺失或者执行不力”。
   6．在2008年教育界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回顾中，一批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初十分活跃的教育家概括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大于改革”，二是“单纯财政视角的发展”。其中，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搞起五花八门的经营创收、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之类的新闻，有着只属于那些岁月的鲜明印记。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从那时开始农村在“跨越式发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规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还能让教育如此大发展，令很多外国人惊奇又羡慕。只是这种靠民众垫钱和银行贷款实现的教育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为代价的。
   说起教育不公平的由来，杨东平一再提到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等级化学校制度。那是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把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杨东平认为，这成为一个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标志。对国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奉行国家目标至上，视个人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为此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乃至牺牲。如今，教育的两种功能得以彰显：既通过培养的人才兴国，又使人全面发展、关照民生。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构建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体现“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同时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即所谓“因材施教”。
   据杨东平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强势的经济话语、商业逻辑挤压，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将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
   ——原本出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概念，未经论证就成为教育发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从而在理论上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以及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民众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7．酝酿了一年半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010年2月28日起面向全社会发布征求意见稿。该稿明确提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2008年时的3.48%提升至4%。有学者表示，按此预计，2012年的财政教育经费将增加2000亿至3000亿元。
   另外，意见稿还提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首次明确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对于该意见稿中首次明确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10年2月28日表示，教育公平应当说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人生公平的起点。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关键是机会公平。
   他表示，要重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其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
   《纲要》提出，要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8．“不是学校不喜欢优等生，而是有些优等生水分太多，还是宁缺毋滥的好。”眼下正是全国高考考生选择报考志愿的关键时刻，一处看上去并不显眼的政策细节却值得注意：部分院校不承认或部分承认优惠加分政策。
   近年来，高考加分政策的公正性逐渐受到质疑，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频频出现使高考加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一些高校招生老师说出了开头的心声。
   2009年4月份，河北省组织了一次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最后的结果却令测试的专家们大跌眼镜。河北省现场报名参加测试的984人(另外还有145人报名却未到场)，其中经测试不合格人数为163人，占总人数的16.57%。“个别考生的表现甚至还不如普通人，看上去不像接受过正规训练。”一位参加测试工作的体育老师说。
   而参加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的考生们此前却都有着“过硬”的资格：拥有体育部门下发的国家一、二级运动员证书，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八名，以及参加省级体育竞赛获单项前三名或集体项目前六名。
   按照我国有关规定，这些高水平运动员在通过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合格后，享有20分的高考加分优惠政策，优秀的还能以特招方式免试进入高校就读。在河北省2009年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查出的163名“南郭先生”中，有一些考生已经提前与某些高校达成了协议即将就读，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次普通的高考资格认定测试却让他们露出真容。
   无独有偶，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日前也发布消息，该省2009年申请高考加分的4998名考生中，有483人未获得加分资格。
   “你要问究竟有多少高考加分项目，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完全，想要权威数据我得仔细给你查查。”河北省教育部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考加分项目之多可见一斑。但他认为，高考加分近期成为舆论热点，也不能光让教育部门背黑锅，很多加分并不是教育部门能控制得了的。
   2009年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可加10分。按规定，考生要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考生要携带相关材料和证件，分别到乡、县、市人口计生部门办理高考加分手续办公室进行登记核实，各县(市、区)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加分人员将分别到市人口计生委奖扶办办理审定手续。计生部门也能在高考加分项目占据管理的一席之地。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国高考相关加分政策大致可分为鼓励性加分和照顾性加分两大类。鼓励性加分，是指考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就，由此获得一些加分的机会，如奥赛获奖、重大体育比赛获奖、省级三好学生等；照顾性加分，是指考生的自然属性和国家相关照顾政策下的加分，如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及归侨子女等。优惠加分档次也各有不同，一般分为“增加20分投档”“增加10分投档”和“优先录取”等3种方式。
   高考加分项目很多，但真正能全部知晓的人却不多。记者在石家庄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行人，对于三好学生加分、奥赛加分等，人们大多都比较清楚，但说到科技创新大赛、边远地区人员子女等一些项目的政策优惠情况，很多人都表示不了解详情。
   石家庄一中副校长高春增认为，现在加分项目确实比较多，操作中如果出现问题就是对考生的不公平，政策需要有所改进调整。
   2009年高考前夕，有媒体披露浙江省航模高考加分成为一些有权有势人家的特权，某学校2009年提出航模高考加分申请的19名考生中，13名是当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其余6名是教师子弟。这一事件引发公众对高考加分政策公平性的强烈质疑。
   “比如体育特长的学生，他们每天要进行体育训练，肯定会耽误正常课堂学习。参加大赛为学校或当地取得成绩和荣誉，高考时应该给他们有所补偿。”河北省教育厅思政体卫处副处长刘若群认为，所有高考加分项目设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尽量兼顾各方公平，并鼓励先进，所以加分政策需要继续保留，但前提是要加强监督，严查其中的腐败。
   事实上，各地近年都意识到高考加分的敏感性和重要性，纷纷加大了监管力度。以河北省2009年进行的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为例，为保证专项测试工作的公正、准确，并方便群众监督，河北省在考场均设有公开栏、举报箱和直拨举报电话；现场报名时首次使用电子指纹机，记录考生指纹信息；测试检录时考生凭入场证入场，核验身份和指纹，避免冒名顶替。考试过程都会有工作人员进行录像。
   还有一些地方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北京市逐步取消了航海模型、棋牌类项目等体育特长项目的高考资格测试；上海将文艺特长生的加分分值缩减；奥赛在重庆市的高考加分中比重也逐渐减少。
   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表示，河北省教育部门正在考虑采用高考加分听证会的方式，把所有加分项目和政策摆到桌面上，邀请学生、家长、学者、媒体等广泛参与论证，如果有“民怨”过多的加分项目，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获得加分的程序和资格都可以讨论进一步改进。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各方需要通力合作，加强监督，规范程序，推进阳光招生，不给暗箱操作留下机会，真正让加分制度成为体现高考公平的利器。
阅读“给定资料”，以“促进教育公平发展”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1000字左右。
选项
答案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推进和高校的“扩招”，使近年中国教育处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但是，在大发展中日益凸显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媒体对中小学择校、教育乱收费、“教育产业化”等问题的批评不绝于耳。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上，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与教育过程、学业成就方面的不公平相比，现阶段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在农村，教育不公平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初中教育；在城市，教育不公平主要集中在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 形成教育不公的原因，除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之外，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无视地区、城乡差距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一些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不公规则加剧了业已存在的教育不公。农村教育中，影响教育普及、导致流失辍学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费用过高、教学难度过大。后者主要是无视发展差距的“城市中心”导向所造成的。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开始显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收费不同的支付能力和贫困学生的问题。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城市社会中不同阶层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和追求教育过程、教育质量的平等。 对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实现教育公平： 首先，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教育质量差距，是实现教育公平最基本的途径。通过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开放教育，吸引和促进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满足教育快速增长对教育经费的强劲需求。 其次，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应当确立新的资源配置的理念：在发展中缩小差距，增加公平。在照顾各地历史形成的实际差距时，应当将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作为重要原则之一。 最后，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优惠政策和相应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同时，应当重视和切实解决流动人口、贫困阶层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公平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将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建立教育发展“地方化”的思路和管理模式，改变无视地区、城乡间巨大差别的大一统模式，从而矫正全国一刀切、整齐划一的教育体制的弊端。矫正高度国家化、城市化的教育发展取向，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选择。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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